银川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银川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决定》于2011年9月28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11年12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O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劳动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对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及社会职业介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以下简称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的劳动保障监察。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保障监察，是指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予以制止、纠正或者处罚的行政执法行为。
第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专门机关检查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所属的监察机构负责劳动保障监察的具体工作。
公安、工商、财政、税务、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协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六条 工会、妇联、残联等单位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在监督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可提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提请部门。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申诉、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并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设立信访举报接待室，及时处理申诉、检举、投诉案件，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八条 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劳动保障监察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职责与管辖
第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下列劳动保障监察职责：
（一）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督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贯彻执行；
（二）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
（三）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申诉、检举和控告；
（四）负责劳动保障年度检查工作；
（五）会同有关部门处理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而引起的突发事件；
（六）对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培训、任命、考核、监督和管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市、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权限范围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市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市属用人单位和在自治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其他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二）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县（区、市）属各类用人单位和在本县（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其他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与该用人单位注册登记地不同的，由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对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劳动能力鉴定组织的劳动保障监察，由核发其许可证件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负责。
在市、县（区、市）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由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未经登记或许可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劳务中介与服务机构，以及无营业执照的用人单位，由其所在地的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并及时通报登记管理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取缔。
第十一条 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可以将案情复杂、重大或者跨行政区域的案件，提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查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也可以直接进行查处。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必要时可以组织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的监察员，到需要实施集中监察的区域进行执法活动。
第十二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配备专（兼）职劳动保障监察员。
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当从熟悉劳动保障业务、掌握劳动保障法律知识、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能胜任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人员中选任。
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及其监察员在执行公务时，可以进入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调查了解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查阅、复制或者录制有关资料，询问有关当事人，检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制止、纠正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员执行公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工作、生产、经营活动；
（二）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三）不得泄露被检查单位的保密资料及商业秘密；
（四）不得参与被检查单位安排的任何有碍公正执法的活动；
（五）与被检查单位或者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五 条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拒绝、阻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执行公务；
（二）不得提供虚假材料、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有关证据；
（三）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十六条 被检查的单位对超越监察职权的事项或者违反程序规定的检查，有权拒绝。
第三章 监察的内容与程序
第十七条 劳动保障监察的内容：
（一）用人单位内部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二）招收、使用劳动者情况；（三）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订立、履行情况；
（四）向劳动者违法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抵押物（含有关证
（五）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情况；
（六）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和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
（七）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情况；（八）遵守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权益的情况；
（九）遵守安置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情况；
（十）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
（十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使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所发证件的情况；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采取巡视监察、专项监察、举报案件专项查处和年度检查等方式进行。
第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对举报、投诉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查处。
第二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务时，应当由两名以上劳动保障监察员共同进行，并出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证件；
（二）告知被检查单位监察的内容、要求、方法、法律、法规依据；
（三）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并由劳动保障监察员和被检查用人单位、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有关负责人签名或者盖章。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或者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当注明拒签事由；
（四）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登记立案。及时收集证据，查明事实真相；
（五）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并自签发之日起七日内送达用人单位。
第二十一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时，可以向用人单位或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或劳动保障监察改正指令书。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应当在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或劳动保障监察改正指令书限定的时间内按要求接受询问调查或改正违法行为，并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书面答复。
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或劳动保障监察改正指令书期限限定的时间最长不超过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在查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时，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事后难以取得的，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不得销毁或者转移登记保存的证据。
第二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对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结案；对情况复杂的，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后经调查，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可以撤销立案：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二）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
（三）被调查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有相关义务承受人的；
（四）不属于立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管辖的；
（五）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的；
（六）应当由劳动争议处理或诉讼程序办理的；
（七）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超过二年的；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情形。
发现违法案件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发现本级或者下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处罚决定不当的，应当予以纠正或者责令下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改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行为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理抗拒、阻挠、拒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执行公务的；
（二）不按要求提供资料、提供虚假材料、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有关证据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规定与招用的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或者擅自变更、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必备条款的或者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
（三）用人单位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
（四）拒绝或者故意拖延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者不提供、不如实提供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所需资料的。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按照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人数，每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和一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
（二）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给予警告；逾期不整改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建立劳动用工规章制度或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二）未建立职工名册的或职工名册项目内容不齐全的；
（三）未建立工资支付表册的。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每侵害一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从事劳动中介与服务的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取缔、吊销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劳动中介与服务活动的；
（二）以欺诈方式进行劳动中介与服务活动的。
第三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伪造、涂改、买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发的各种证件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没收证件和违法所得，并按每一件处以一千元罚款；转借、复制证件的，予以收缴，并按每一件处以五百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中介与服务机构，违反国家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可取消劳动保障监察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及其劳动保障监察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用人单位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论公诉方式改革的非正当化倾向
顾苗
摘 要：公诉方式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本文作者对这种公诉方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改革并没有达到立法者预想的消除法官审前预断、加强法庭对抗和实现法官中立的目的，而且导致实践中检、法的冲突不断、庭审“伏击审判”，又增加了成本投入，浪费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针对不同案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公诉方式，并废除庭后移送的规定。
关键词：公诉方式；复印件主义；主要证据；庭后移送
Discussion on improper tendency in the reform of indictment pattern of procuratorate
Abstract: Reform of procuratorate’s indictment patter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revising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the author challenges the reform, believes that the reform don’t get the goals of the lawmakers have thought, such as, eliminates prejudge of judge, strengthens the confrontation in court, achieves neutrality of judge, but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ambush trial in court, expanding the cos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gives his opinion: establish an indictment pattern of exclusiveness of the bill of prosecution combining transfer of fil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ses, and abolishing the prescription of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Key words: indictment pattern；doctrine of duplicated documentation；main evidence；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一、公诉方式改革简介
公诉方式改革是指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的步骤、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在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变革。
1996年我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它的面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公诉方式由强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转变，初步形成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存的诉讼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彻底废除了弊端重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是兼顾中国国情，采用了一种介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卷宗移送制度，我们称之为“复印件主义”，也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照原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我们能看到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是只要求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相关证据目录即可；2、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材料，不再要求全部是案卷材料，而只需移送有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或者照片；3、人民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审查后的处理，规定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而废除了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和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1]
二、现行公诉方式评述
（一）现行公诉方式实现的诉讼功能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公诉方式，立法者及学术界对此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至少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适应了我国当前的庭审改革，有利于纠正法官“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和庭审走过场的错误倾向。
由于缩小了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使法官虽然可以了解犯罪行为已有证据证明并决定开庭，但是，仅据这些材料又不能足以形成主观预断，只有通过法庭举证、双方质证、辩论等活动，才能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促使法官产生更加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证据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防止庭前产生预断的可能性，进而真正实现法官的居中公断；
2、贯彻了言词原则和实现了法庭辩论，增加抗辩双方的对抗性，切实做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办案质量。
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有经过对立双方对抗、争辩，才能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审判也是这样，只有经过控辩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与对方相抗争、辩驳，才能使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法官明辨是非、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法律规定起诉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使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细心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增强辩方敢于大胆辩护、大胆反驳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可以促使公诉人积极举证、履行控诉职责，从而使法庭审判增强对抗性。
3、保证了法官审判案件的公正性，保障了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这一身份，决定他在控辩双方之间应该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用一句形象的语言说，法官与控辩双方的距离应是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钝角、锐角或直角三角形，更不是与公诉方重合与辩护方成垂直的“丁”字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以保证判决或裁定的客观公正性。[2]改革后的公诉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官庭前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询问，对案件尚未产生预断，因此他就完全可能成为案件的公正裁判者。
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修改确实起到了立法者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上述理想功能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公诉方式改革。
（二）现行公诉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主要证据”范
围做出严格、协调一致的限定，冲突不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116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83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并且进一步规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主要证据范围问题的规定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规定宽泛的多。而作为折衷产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36条则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完全将诉讼实务中具体案件的“主要证据”范围的确定权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使得在具体案件中，司法规定的主要证据范围如同虚设，人民检察院完全根据自己意思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检、法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3]
2、 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权力过大，辩方不得不经常面对“伏击审判”，辩
护权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六部委规定》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主要
证据”范围的权力，因此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往往把一些关键证据并不完全移送到人民法院，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出示出这些有杀伤力的证据，使庭审变成“伏击审判”,使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措手不及，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在一些诸如毒品鉴定、税务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包括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案件中。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被剥夺殆尽，先悉权无法得到保证，抗辩能力严重削弱，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控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往往只提供被告人口供、部分证人的证言，而且掐头去尾，让辩护律师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4]
3、法官的审前预断仍然无法避免，庭审方式改革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人民检察院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的权力，因此其在移送起诉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法律规避，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合议庭在庭审前只接触有罪证据，仍不可避免地产生被告人就是罪犯的预断，致使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将实体真实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辩护意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复印件主义”公诉模式下，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控诉一方的影响力，虽然不至于如同先前那样“先判后审”，但法官内心的审前预断和偏见依然是在所难免，致使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抗辩式庭审如同“新瓶装老酒”，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甚至雪上加霜。对此，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较之原有方式，目前这种阅览主要证据的做法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预断的扭曲。”[5]
4、 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成本投入，与诉讼效益原则相违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主义”的确立，没有发挥防止法官预断的预期效果，而且又产生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弊端：浪费诉讼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主要证据复印件在法院审查完毕后，往往被作为废纸予以销毁。有学者根据一定的标准，计算得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成本为1388万元以上，也即1998年全国每个检察院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费用至少在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以上。[6]在当前很多检察院都面临办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将一笔如此巨大的开支投入到这种制度上，显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检察院，由于缺乏经费购置复印设备，往往只能采取以下几种做法应付：（1）重蹈原卷宗移送主义的覆辙，将整个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2）象征性的复印几份主要证据，然后连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法院；（3）在提起公诉时挑灯夜战，将案件中主要证据重新抄写一遍，人为的增加工作量。即使在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此做法也颇多非议。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防止法官预断的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又滋生新的弊端，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以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使其得以解决，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
三、公诉方式改革的原则和构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唯物的、辨证的。所谓唯物的就是要尊重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辨证的是指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必须特殊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亦应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方式的变革问题上，既要考虑到我国公诉方式的强职权主义的传统，又要照顾当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重大、复杂、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目前的庭审改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离改革目标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诉方式改革的下列原则和构想：
（一） 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人犯一罪，有的是一人犯数罪；有的是数人犯一罪，有的是数人犯数罪；有的是犯罪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有的是犯罪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有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则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等等情况。所有这些，笔者以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方式上，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公诉案件是情节一般，后果不太严重的案件，如盗窃罪、诈骗罪、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60%以上。对于这些公诉案件，笔者以为，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就能满足庭审的需要。这是因为，我国的审判人员较之以前，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且对庭审改革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审判人员根据公诉机关移送的内容充分的起诉状和控辩双方的辩论，凭借自己的审判水平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经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就能查明事实并依法做出判决。而没有必要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那样，在提起公诉时“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的重大、复杂或者疑难案件，因其情况特殊，要求法院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的基础上，在法定的一审审判期限内，通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查证全部案情，做出判决是有点勉为其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际上拥有判决权，但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法庭审理，因此这类案件仅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只能让审判委员会的判决“跟着感觉走”，对被告人的公正何在？所以笔者主张，对这类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避免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移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又可以尽快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而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做到使被告人获得比当前公诉方式下更为公正的审判。
（二） 关于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的构想
庭后移送，是指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以后，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他案卷材料是否移送及移送的时间、方式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来看，关于庭后卷证材料的移送问题，通常未作任何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但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此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高法（解释）第175条规定：“对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第176条又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将当庭出示的证据以外的其他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而高检（规则）第308条规定：“在法庭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审理完毕休庭后将证据的复印件和复制件交给合议庭。”第309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休庭三日内，应当将诉讼文书移送人民法院。”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移送的案卷材料除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复制件的不同之外，对庭后移送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是：
1、 该条规定于法无据。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50条规定了庭前移送材料的范围，但对于庭后移送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总则部分未作规定，在分则审判程序中也未作任何要求，而且上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也有冲突。
2、该条规定必然造成庭审改革功败垂成，无法实现庭审改革的目标。
按照立法者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现行公诉方式具有下列优点：能避免法官的审前预断，防止先定后审；能贯彻言词原则，强化法庭辩论，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能实现法官的中立性，保证判决的正确性。但规定庭后移送以后，庭审可以照样走过场，只不过由原来的“先定后审”改为庭后的“书面审”，法官仍然可以忽视法庭审判，而依赖于庭后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据此做出判决。特别是在移送的材料中，假如法官采纳了未当庭宣读、出示，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这不仅未达到完善程序公正性的目标，而且限制和剥夺了辩护方辩护权这一基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