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水政监察实施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发（1994）4号
1994年1月10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晋城市水政监察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晋城市水政监察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其它水法规（以下简称水法规规），依法维护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水利秩序，实行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晋城市及各县（市、区）水利局是同级人民政府的水政主管部门，水政监察机构是水行政执法的综合职能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授权范围依法实施水政监察。水政监察以及其它部门的按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由有关部门配合实施。
第三条 乡镇水利管理站是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在派出单位指导下，有权对该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水事活动进行水政监察管理。
第四条 水政监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水政监察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水行政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为水政监察的依据。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管理、开发利用、水、水域和水 工程保护、用水管理、防汛抗、水土保持、水产养殖等水事活动的水政监察管理。
第二章组织与管理
第六条 晋城市及肿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设置水政监察机构。水政监督机构的职责是：依法授权代表水行政主管部门本息应由其管墨守成规的重大水事案件；监督、检查各部门水法规执行情况；负责与司法部门在有关执法中的联系；归口管理行政复议，参与行政诉讼；协同调处水事纠纷；负责水政队伍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第七条 水政监察人员的职务序列分为“主任水政监察员，副主任水政监察员、水政监察员、助理水政监察员。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设置主任水政监察员、副主任水政监察员、水政监察员、助理水政监察员。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工程管理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专职或兼职水政监察人员，其职务序列及人员配备由同级水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八条 市、县（市、区）主任水政监察员、副主任水政监察员。由同级地方人民政府考核、任免，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各级水政监察员、助理水政监察员、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考核、任免，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水行政复议委员会”，负责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水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主任水政监察员，副主任水政监察员和有实践经验的水政监察员组成。
第十条 水政监察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水利事业。具有一定的水利管理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
2、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经过法律基础知识培训和考核，熟悉水法规；
3、秉公执法，廉洁奉公。
第十一条 主任水政监察员，副主任水政监察员必须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序，熟悉业务和水法规，在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能经办和处理比较复杂的水事案件。
第三章 职责和权利
第十二条 水政监察的基本任务和职责：
1、宣传、贯彻《水法》和其它法规以及有关的水利方针、政策。
2、对水资源统一开发利用、水、水域和水工程及有关设施的保护和河道堤防、用水管理、防汛抗旱、水地保持、水产养殖等水事活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
3、对违反《水法》和水法规行为者，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作出行政裁定、行政处罚和采取其它措施；
4、协助司法部门查处违反《水法》和水法规的水事治安案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5、负责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水事案件。
第十三条 水政监察人员的权利；
1、有权依法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
2、有权向当事人和证人调查有关情况，作出笔录和提取有关证据；
3、有权要求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4、有权要查询涉及水事案件的有关文件、资料和监测数据；
5、对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并采取防止造成损害或扩大案件的监时处置措施；
6、有权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和有关问题，并对下级水政监察人员实行监督指导。
第十四条 水政监察部门应配备必要的装备。
水政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着装、特证、佩戴标志。
第四章 监督查处
第十五条 乡镇水利管理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事纠纷的处理。水工程管理单位负责本工程受益区范围内水事纠纷的处理。难以调处的水事纠纷和违反水法规的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立案查处。
第十六条 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事违法案件和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案件。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可报送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同各县（市、区）查处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水事违法案件和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案件。
第十八条 涉及本省内两地（市）的水事案件，由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同有关地（市）和县（市、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查处，并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必要时，报请省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处理。
跨省的边界水事案件，由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有关地（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查处并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备案；必要时，报请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协调处理。
第十九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检查监督中发现的违反水法规的行为，可立案查处，对上级交办、批办、其它部门移送及单位和群众举报水事违法案件，应序受理。
第二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水事违法案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予立案；
1、具有违反水法规事实的；
2、依照水法规应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
3、属本部门管辖和职责范围内处理的。
第二十一条 凡受理的水事违法案件，经立案调查认定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发出《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二条 符合立案条件的水事违法案件，应填写《水事违法案件受理、立案呈报表》，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批准后立案。
批准立案的水事违法案件，水政监察机构应及时指派专职办案人员查处。
第二十三条 承办人员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应按水利部《违反水法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五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立案的重大案件，应报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重大案件的中止或撤消，应报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查。
第二十五条 承办人员结案后，应将本案全部材料整理归档，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上级交办的案件结案后，应将结案报告报晋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处罚与执行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水法规行为和行政处罚，由县（市、区）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具体按水利部《违反水法规定处罚暂行规定》办法办理。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违犯水法规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是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晋城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