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2009年11月27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涉及本省行政区域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四条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家庭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举报、控告。



第五条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特点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科学的教育，把未成年人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指导、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确定专人负责具体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少年先锋队等有关社会团体协助本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七条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其政策；



（二）协调、指导、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四）受理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控告，责成或者协调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五）调查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建议；



（六）表彰奖励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总结、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



第二章家庭保护



第八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为其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供必要的学习、生活和医疗保健条件，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家庭中的其他成年人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关心、教育、保护好未成年人。



第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掌握正确的教育和监护方法，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言行和科学的方式教育、影响和保护未成年人。



第十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二）保障适龄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三）培养未成年人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对未成年人进行自我保护教育，鼓励、支持其参加家庭劳动、社会公益劳动以及各类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社会交往活动；



（四）与学校配合保障未成年人有充裕的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和睡眠时间，不得强迫未成年人从事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劳动和活动；



（五）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饮酒、偷窃、吸毒、沉迷网络、打架斗殴及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不良行为；



（六）没有监护措施，不得让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分户独居；



（七）不得对女性、残疾、非婚生、继养未成年子女歧视、虐待、遗弃，不得迫使其离家出走，不得利用未成年子女进行乞讨、诈骗等违法活动；



（八）不得教唆、诱骗、胁迫、纵容和包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发现其被教唆、诱骗、胁迫违法犯罪时，应当制止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九）不得为未成年人包办、买卖婚姻和强迫未成年人订婚、换亲或者同居；



（十）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不受侵害，除为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其财产。



第十一条父母因外出务工、身体有重大疾病或者违法犯罪被羁押及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受委托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委托监护时，父母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意见，并及时将委托监护情况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学校和经常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



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和受委托监护人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情况。



对没有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十二条父母离异后，双方应当按照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其应负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或者阻止、限制另一方履行应尽责任。



第三章学校保护



第十三条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过多增加学习负担，造成学生厌学、弃学或者发生其他严重后果。



第十四条学校不得拒绝接收有正常学习能力的残疾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及解除羁押、解除劳教、服刑期满或者判处缓刑等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未成年人入学。



第十五条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开除未成年学生或者责令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停课、转学、退学。



对旷课、逃学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会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时教育规劝，促使其返校上课。



第十六条学校不得占用教学课时和文体活动时间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庆典、剪彩、奠基、迎送等活动。



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公益性活动，确需占用教学课时和文体活动时间的，应当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在批评教育时不得嘲讽、贬损、恐吓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打骂未成年人，不得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和儿童；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身体有残疾的学生，不得歧视和放弃教育职责。



第十八条学校和教师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课时和学业量，不得增加未成年学生的课业负担。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文化、娱乐、体育、科技等课外活动。



第十九条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心理健康辅导员，有针对性地、适时地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生理、心理健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对行为有偏差、心理有障碍的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必要的关心和疏导。



第二十条学校应当开设法制教育课，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开展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制意识。



第二十一条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引导未成年学生文明上网。



节假日期间，中小学校的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图书馆、体育馆等文化体育设施应当逐步向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二十二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公共安全和社会生活指导教育，制定应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每学年至少组织一次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的自救演练，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第二十三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对校舍和其他教学设施应当经常性检查，发现有危及学生、儿童健康和人身安全的，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消除。



寄宿制学校应当加强对未成年学生宿舍的安全管理、生活管理和卫生管理。对未经允许夜不归宿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及时查找，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二十四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教职员工有责任保护学生、儿童的人身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对扰乱教学秩序，或者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拦截强索财物、侮辱、殴打的，应当制止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未成年学生拦截强索财物、侮辱、殴打其他未成年学生的，学校及其教职员工应当批评教育，并告知其监护人，情节严重的，应当向有关部门反映。



第二十五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教职员工不得向学生、儿童滥收费用、实物，克扣儿童食品、物品，诱导购买或者强行摊销辅导资料及其他商品。



第二十六条学校应当支持和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组织和学生会，开展有益于未成年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



第二十七条学校应当密切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加强与社区的协作，及时反映和了解学生的情况，做好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工作。



第四章社会保护



第二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教育事业投入，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新建、扩建、改造公办的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的校舍和设施，改善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



非公办的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的校舍和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对其应当加强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科学宫等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设施的兴建或者改造列入社会发展规划，并积极组织实施。



第三十条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区域，应当有紧急避险场所和提醒未成年人自我保护人身安全的明显标志，并配套相应的保护设施。



对可能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及时进行维护，并在显著位置标明适应年龄范围或者注意事项。



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第三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社区、学校建立非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上网服务。对设立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应当严格审批，控制总量。



第三十二条文化部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建立社会监督制度，制止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通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移动通讯、网络接入服务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通过手机、互联网等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息。



省级互联网协会应当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受理互联网违法有害信息的举报投诉，定期公布违法、违规网站名单，对违法有害互联网信息督促网站及时清除、过滤或者屏蔽。



第三十三条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做好留守未成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保护工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费用减免和资助。



留守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有条件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留守儿童之家等服务机构，为留守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提供指导和帮助。



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应当开展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生活关爱、心理疏导、情感沟通等活动。



第三十四条村（居）民委员会、家庭、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每个成年公民应当配合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未成年人和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以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当地村（居）民委员会、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及有关组织应当组成帮教小组，制定帮教措施，共同做好帮教工作。



第三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场所、设施；不得在其周围超越规定范围建造和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采光的建筑物和设施；不得在中小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彩票投注站点、电子游戏厅、台球室等场所；不得在中小学校周边600米范围内设立成人用品商店、音像制品出租店和彩票专营场所；不得在学校、幼儿园教学区或者校门口摆摊设点。



第三十六条下列场所应当设置明显标志，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一）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



（二）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三）其他经主管部门确认的场所。



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除法定节假日外，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第三十七条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警示标志。



第三十八条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童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用人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招收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应当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完成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加大投入，兴建儿童福利机构和流浪儿童救助机构，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机构。



第四十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应当及时送到流浪儿童救助机构，救助机构应当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监护人领回。



第四十一条无人抚养的孤儿，由民政部门收留抚养或者由具备收养条件的公民依法收养。因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长期患有严重疾病等特殊原因，抚养未成年人确有困难的，由监护人所在单位、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民政部门给予扶助。



第四十二条工商、卫生、交通、质量技术监督等相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生产、销售未成年人食品、药品、文具、玩具等产品，以及向未成年人提供餐饮、休息和接送服务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公安部门和学校、家长应当向学生进行交通、防火等经常性安全教育。交通警察和交通值勤人员应当注意保护横过马路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机动车辆应主动避让未成年人。



公安、建设、交通部门应当在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周边道路设置并完善警示、限速等交通标志及安全设施。



第四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学校、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兴办家长学校或者采取其他形式，组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习科学教育未成年人的方法，开展心理咨询、法律咨询、教育咨询等服务活动。



第四十五条单位和个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就涉及自身权益的事项发表的意见或者建议，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文艺创作、发明创造等智力成果，不得非法剥夺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的荣誉称号。



第五章司法保护



第四十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积极措施，认真处理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不履行保护未成年人职责的当事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十七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侦查、检察、审判工作中，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第四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严禁侮辱、打骂、体罚、诱供和刑讯逼供。



第四十九条公安机关应当积极采取措施解救被诱拐、买卖、绑架的未成年人，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共同做好解救工作。



第五十条人民法院办理离婚或者继承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受抚养、教育和继承的权利，照顾主要抚养未成年人的一方，同时要保障另一方对未成年人的探视权。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五十二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造成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训诫，责令其履行监护职责。



第五十三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侮辱、歧视、体罚未成年学生、儿童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学校拒收适龄未成年人入学，开除未成年学生或者责令未成年学生停课、转学、退学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纠正；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的，对学校的有关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或者未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烟酒警示标志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营业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八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九条本办法所称学校，是指各类普通小学、初等学校、中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第六十条本办法所称留守未成年人，是指因父母外出半年以上，不能得到法定监护的未成年人。



第六十一条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何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知识产权; 支配权; 合理使用; 权利穷竭; 商标权的禁止权
内容提要: 尽管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有极大的独立性。由于缺乏历史给养的长期积累和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 再加上国家之间利益争斗因素, 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理论基础极为脆弱。本文从辨析知识产权与支配权的关系着手, 探索性地提出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是“控制性传播权”, 从而全面概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 进而以此为基础力图对知识产权法体系加以重构。


一、重构的理由——现有体系乃非理性的产物
1. 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乃非理性的产物。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抽象的基本概念, 规则的制定乃就事论事, 不具有普适性; 二是规则的制定掺杂着国家之间利益争斗的因素。
知识产权法虽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有极大的独立性。就大陆法的民法体系来看,可谓逻辑严密、体系完整, 其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要素:历史给养的长期积淀; 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而这两者正是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所欠缺的。
罗马法在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之后, 最终为以抽象和逻辑思维见长的德国法学者所吸收, 并通过诸如法律行为等一系列高度抽象的概念发展成为逻辑严密的潘德克吞体系。但知识产权乃新生事物, 在经典的五编制潘德克吞体系中, 德国民法学者并没有为其量身打造有关的规则、制度。近两三百年知识产权的发展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一方面, 其体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 不象民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已经过一千多年的理论积累; 另一方面, 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迫切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因此, 在缺乏理论指导和给养的情况下, 知识产权法只能是亦步亦趋、蹒跚前行, 其间还掺杂着不少国家之间利益争斗的因素。①相比较而言, 民法理论的发展就纯粹多了。
2. 非理性的表现。基于上述原因, 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很不完善: 理论基础很脆弱, 建立其上的体系自然也不牢靠, 问题很多。笔者认为, 其中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是什么权利”。这一问题在现有体系中似乎已有了答案, 但事实上, 所谓的“答案”中问题还不少。以著作权法为例, 其第10条是回答“著作权是什么权利”这一问题的。笔者试分析如下:
问题一, 为何所列的某一种具体权利内容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作品? 就所有权来看, 其各项权利内容——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有体物的, 而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各项权利内容则多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仅适用于某一类或几类作品。比如, 翻译权、广播权对于美术作品而言有何意义? 音乐作品的作者又何需展览权、摄制权?
问题二: 为何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之间彼此界限不清, 逻辑关系混乱? 比如, 放映不就是一种机械表演吗, 有了表演权, 放映权是否是画蛇添足呢? 又比如, 摄制本为诸多改编方式之一种, 将其单列出来与改编权并列意义何在?
问题三: 为何著作权的权利内容需要“与时俱进”随时面临被修正的危险? 信息网络传播权入法即为适例。
问题四: 为何法律明确规定了权利内容, 但却又无法实现有效的法律规制? 例如, 复制权, 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未经其同意他人不得复制其作品, 否则便为侵权。这是现有立法的规定。比如, 某人很喜欢毛主席的诗作《长征》, 于是每天练字的时候都抄写二十遍。此种行为当属于“复制”无疑, 可问题是该人难道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吗? 是否真有必要先把此种行为定性为侵权然后再借助“合理使用”制度来自圆其说呢? “复制权”的表达方式又如何能将上述行为与不法商家的盗版复制行为加以区分呢? 又如, 发行权, 乃“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可是,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发行行为, 比如张三买了一本书, 卖给李四, 李四又将书送给王五, 这些行为从常识上就能判断是合法行为，可是发行权的概念却不能给出合理的逻辑推论结果
于是“权利穷竭”规则又应运而生。“摸着石头过河”, 由此可见一斑。

二、重构的基础—对知识产权核心权能的概括
1、知识产权是支配权吗? 毫无疑问, 研究私权属性的知识产权不能脱离民法的理论土壤。民法理论上, 权利根据作用的不同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一直以来, 笔者在构思抽象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时都是以物权为参照, 同许多知识产权学者一样, 笔者也认为知识产权当属于支配权。以此为基础, 笔者试图概括出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但是，由于“知识财产”的物理属性乃“有形无体”。因此，从支配权的角度来定义知识产权，困难就表现在知识财产“占有”“收益”的不可控制，“处分”的抽象，“使用”方式的无限可能，尤其是无限可能的使用方式又不都属于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使用”范畴。
然而，笔者近来又思考：是否我们研究的出发点错误了呢？知识产权果真是支配权吗？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物权与知识产权在权利实现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物权作为支配权，权利人通过自行支配物，可直接享受物带给他的利益。比如, 我很喜欢《笑傲江湖》这套书, 买了一套, 看过好几遍, 每次阅读我都能全神贯注,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从民法的角度来看, 此乃所有权行使的结果。可是, 对于著作权人来说, 直接支配其作品并不能给其带来多少利益。金庸先生想必不会从阅读《笑傲江湖》当中获得多少愉悦, 即使阅读也是出于修改完善的目的, 和读者阅读所获精神利益自不可相提并论。又比如, 作曲家作了一首曲子, 固然其本人在欣赏该乐曲时亦能获得一定的精神愉悦, 但对于他来说, 显然, 著作权的实现方式并不在于本人孤芳自赏, 而应该是来自于作品传播过程当中他人所获得的精神愉悦。脱离开他人, 物权人仍然能很圆满的实现其权利, 但是, 知识产权人可以吗?
由此看来, 以支配权来定位知识产权确实还存有一定问题, 不能反映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 传统的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体系其实并不能容纳下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应当为第五种权利。原因就在于, 经典民法理论成熟之际, 知识产权的有关立法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 立法者们在构建严密的民法理论体系时并没有为知识产权预留位置。因此, 如果能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作用进行抽象概括, 即可构成知识产权法的重构基础。不过, 应当指出的是,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 故仍然属于绝对权的范畴。
2、知识产权是“控制性传播权”。受知识产权是支配权的影响，笔者起初试图从“控制”（抽象的占有）的角度来把握知识产权。可是, “合法控制”与“非法控制”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举例来说, 翻译权, 乃“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我们平时练习英语的翻译, 从常理即可推知, 此种翻译对于著作权人来说不需要存在加以“控制”的意义，此种翻译本身就不侵权，何以要借助“合理使用”这一制度呢？此种翻译与我们平时认同的“非法翻译”区别又在哪里呢？
撇开支配权的模式后，思路便清晰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制，重点不在于各种各样的知识财产的控制、利用方式，而在于知识财产的传播方式。“控制性传播权”是笔者设计的一个概念，想表达的意思主要有二：其一，知识财产的各种具体利用方式本身无需进入法律调整的视野，对知识产权进行法律规制的时候应当关注“传播”，而非“控制”和“利用”;其二，并非所有的传播方式都应当进入知识产权法的视野，只有那些实质上体现了“控制力”的传播才有加以法律规制的需要。试分析如下：
以专利权为例。
一般认为其有四个方面的权利内容：实施专利的独占性权利，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技术的权利，处分专利的权利。假定现有一项发明专利，为带有橡皮头的铅笔。该专利公布以后，由于专利实施技术简单明了，势必会有人私自“利用”该项专利技术，利用方式有二：一是在自己的铅笔上绑定或粘上一个橡皮头;二是生产带有橡皮头的铅笔在市场上销售。对这样两种行为，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从常理来看，第一种行为方式应当是合法的，原因有二：一是此种行为属于私人领域内的活动，外界无从得知，法律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制。如果立法者强行要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则势必使该规定沦为“纸上的法律”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实施;二是此种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法律没有必要对此做出调整。至于第二种行为方式，显然是非法的，属于侵权行为。其次，从现行立法的角度来看，则上述两种行为均属于侵权，因为专利权人有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的权利。于是，现行立法的调整方式便与我们通常的认识发生了矛盾，是否有必要也在专利法中引入“合理使用”制度呢？第三、知识产权是控制性传播权，则第一种行为因无传播故无侵权，而第二种行为显然当属侵权行为。
再以著作权为例，回到著作权法的第十条。
笔者认为，“控制性传播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于可以把传统上所谓的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有机集合到一起，一体保护，通过保护著作权人的“控制性传播权”，即可涵盖传统上属于著作人格权范畴的利益。从此我们就可将著作权简单的看成是与物权、债权一样的财产权利。首先看发表权。显然，脱离开作品传播的发表是不存在的。一旦未经作者许可而公开其作品，实际上就侵犯了作者的“控制性传播权”。其次看署名权。从表面看，署名似乎与传播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如果脱离了传播，那么虚假的署名就不可能为第三人所知，作者的有关利益也就不可能受到侵害。第三，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就更好理解了。行为人可以自由修改他人作品，但如果将修改后的作品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的话，则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举例来说，我们学习某学者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材，边看边做笔记，重要的知识点记下来，整个过程下来，实际上就是对整本书的一个缩写本。那么，这学生是否侵犯了该学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又或者改编权呢？应当是没有，只要学生不把该缩写本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即可。可是，按现行立法的规定，学生的上述行为应当是侵权行为，为解决此矛盾，立法者不得不又求助于“合理使用”制度。但如果采纳“控制性传播权”的概念，逻辑上似乎就通顺多了。接下来，传统上属于著作财产权范畴的那些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等等，“控制性传播权”似乎均能较好地将各项权利内容涵括其中。对此，前文已多有分析，故不再赘述。
此外，“控制性传播权”较好的解决了权利穷竭的问题。前面已提到，为了弥补发行权与普通民事物权流转的冲突，“摸着石头过河”的知识产权法不得不又引进一项制度，谓之为权利穷竭。可如果将知识产权理解为“控制性传播权”的话，问题似乎就不存在了。张三在卖书给李四的时候，无疑是一种传播行为。由于在该书之上同时存有两个权利，张三的所有权和作者的著作权，故实际上一次完成的交付行为蕴含双重法律意义：就物而言，所有权发生转移;就作品而言，发生传播的结果。但就该传播而言，不构成所谓“控制性传播”，张三并非以著作权人的身份进行“控制性传播”;但假如张三是将书复印以后再卖给李四（无论卖的是哪一本），那么此时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张三就实质上处于了著作权人的位置，故构成侵权。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不简单的将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概括为“传播权”的原因，避免将单纯知识载体的传播纳入到知识产权权利范畴之内。不过，究竟何为“控制性传播”，虽然笔者有一些思考（下文将会论及），但总体上还很肤浅，不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 “控制性传播权”对于邻接权的权利内容同样有相当的概括作用，学生以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所享有的权利似乎均可概括为“控制性传播权”。

三、重构的目标和任务
重构的目标在于: 完成知识产权概念从描述、列举到定义的飞跃, 并以此为基础, 进而形成具备合理、有效规范功能、逻辑严密、具有开放性的知识产权法体系。
重构的任务是: 首先是对“控制性传播”概念的界定; 其次是对整个知识产权法相关规则、制度的全面调整。就“控制性传播”概念的界定来看，笔者的思路是结合两个方面的因素对其进行概括：一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出发，概念的界定应该符合逻辑规则，形式上自给自足;二是从法政策、法的社会调整效果的角度出发，概念的界定应当最大程度的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在尊重知识产权人权利的基础上充分鼓励“知识”的传播、使用，以实现知识产权法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杠杆作用。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可以将“控制性传播”初步界定为：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或以再生复制件的方式向第三人传播。第一种情形，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比如，某人在自己家演唱他人作品，其为合法行为，不侵犯作者的著作权;某人请三五个好友到自己家里聚会时演唱他人作品，亦为合法行为，因为不存在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的情形;但某人若在公众场合演唱，则应当属于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构成侵权。第二种情形，以再生复制件的方式向第三人传播。比如，某人买了一本影碟，回家后刻录了一张，然后将其中之一卖与或者赠与他人，则构成侵权。此处第三人是否为“不特定”不予考虑。
有必要指出的是, 在界定“控制性传播”概念的过程中, 很大一个障碍来自于商标权。按照通常的认识, “未经谓之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属于侵权行为, 因此，商标权人享有的专有使用权其效力范围小于其禁止权的效力范围
那么, 如何让“控制性传播权”涵盖商标权的此种内涵呢？笔者认为, 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认同的“商标权的禁止权效力大于使用权的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利从逻辑角度分析的话, 必定包含禁止的内容, 基于同一个权利, 权利人的“可以为”和义务人的“不得为”本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 其外延应当是相同的, 所以法律无需画蛇添足再额外规定所谓的“禁止权”, 例如物权、债权、人身权等权利的界定中并无“禁止权”的身影,为何唯独商标权例外呢? 实际上立法者之所以违背基本逻辑做出这样的规定, 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实践当中, 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 确实对消费者造成了混淆, 对商标权人的市场份额也确实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毫无疑问, 该种行为应当得到法律负面的评价。可问题是,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以违背基本逻辑的代价来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我们是否可以走另一条路呢?　　
笔者认为, 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借助所谓“商标权的禁止权效力大于使用权效力”这样的说辞,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对于“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这样的行为, 我们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即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根本不需要“商标权的禁止权”这样的就概念。于是, 侵权行为在商标权领域便净化为“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 至于其他权保护的范畴, 其与学界通常的认识相去甚远, 究其原因, 乃是的行为则交给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这样一来, “控制性播权”便可有效涵盖“商标权”的各项内容了。
知识产权法体系的重构是一个自下而上、由里及外的系统工程, 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尚多, 需要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的领域亦甚为宽广。笔者以此管见求教于诸位学界同仁，以共同致力于知识产权法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