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1日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0日起施行。

二○○六年二月九日

成都市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提高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代理建设管理）
本办法所称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是指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的相关责任部门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具有相应资质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以下简称代理业主），由代理业主按照合同约定，负责具体项目的管理和服务，在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项目使用单位的制度（以下简称代建制）。
本办法所称相关责任部门，是指市级专项建设资金管理部门或市政府指定的相关机构。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包括：
（一）机关、人民团体的办公业务用房及培训教育用房等项目；
（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信息、民政、劳动保障及广播电视等社会事业项目；
（三）刑事拘留所、行政拘留所、强制戒毒所、消防设施、法院审判用房、检察院技术侦查用房等政法设施项目；
（四）非经营性的环境保护、市政基础设施、城市防洪设施、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
（五）其他非经营性公用事业项目。

市本级政府投资占总投资50%（含50%）以上，并且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适用本办法。特定项目报经市政府批准后，可以不实行代建制。

第四条（管理体制）
市发展计划管理部门会同相关责任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

市发展计划、建设、教育、科技、水利、公安、国土、信息、环保、卫生、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代建制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代理方式）
非经营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组织管理方式，在项目建议书批复中予以明确，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全过程代理和分阶段代理。分阶段代理包括前期工作阶段代理和建设实施阶段代理。代理业主的主要业务内容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

代理业主、与代理业主具有投资等关联关系的单位和代理业主的母公司、子公司，均不得直接或以联合体投标、分包等间接方式在代理业主代建的项目中承担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主要设备的材料供应等工作。

第六条（全过程代理）
全过程代理是指将代建制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勘察、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直至工程保修结束的全过程，交代理业主实施和管理的组织管理方式。

全过程代理中代理业主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一）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和招投标核准文件，组织项目的勘察、设计等的招投标和有关合同的洽谈与签订；
（二）组织编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并会同项目使用单位完成报批手续；
（三）会同项目使用单位组织办理规划、土地、房屋拆迁、环保、绿化、消防等有关前期手续；
（四）组织项目施工图设计，并报审图中心审查；
（五）组织施工、监理、设备材料采购的招标和有关合同的洽谈与签订；
（六）会同使用单位申报办理计划、规划、土地、拆迁、施工、环保、消防、供电、绿化、城管、交管等有关建设施工手续；
（七）报送项目进度用款申请报告和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
（八）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组织办理竣工验收，编制竣工决算并按规定报批，接受审计监督；
（九）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整理汇编和移交项目建设、竣工档案及有关技术资料，并按批准的资产价值向使用单位或设施管理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十）在工程保修期内组织和督促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单位、设备供应商履行维修义务。

第七条（分阶段代理）
项目前期工作阶段代理是指将代建制项目的项目建议书批复后的前期工作交由代理业主实施和管理的组织管理方式，代理业主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第六条中的第（一）项至第（三）项。

项目建设实施阶段代理是指将代建制项目的前期工作以外的其他项目管理和服务工作交由代理业主实施的组织管理方式，代理业主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第六条中的第（四）项至第（十）项。

第八条（代理业主的确定）
代理业主的确定按《成都市政府投资项目代理业主招标投标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进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发展计划部门会同相关责任部门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可由相关责任部门直接委托代理业主：
（一）抢险救灾项目；
（二）涉及国家安全、保密项目；
（三）因技术、工程质量等特殊要求不宜招标的项目。

第九条（合同签订）
代理业主确定后，相关责任部门应会同项目使用单位与代理业主签订项目委托代建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条（相关责任部门职责）
相关责任部门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加强项目质量、进度、规模、标准及资金使用和投资控制的管理监督检查，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二）管理、监督办理竣工验收、竣工备案和资产移交手续；
（三）依法履行出资人在项目建设期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项目使用单位职责）
项目使用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项目建议书批准的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和总投资额，提出项目使用功能配置、建设标准依据；
（二）协助代理业主办理计划、规划、土地、施工、环保、消防、园林、绿化及市政配套等审批手续；
（三）参与项目前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的监督工作；
（四）参与项目质量、进度、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配合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五）负责项目中自筹资金的筹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拨款，并保证自筹资金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履约保证）
代理业主应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生效前，向相关责任部门提供代建项目管理费10%－15%的履约保证金，具体金额根据项目性质在代理业主招标文件中予以确定。项目竣工合格交付使用后，可以解除代理业主的履约保证金约束。

第十三条（调整变更）
禁止在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随意变更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和总投资。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以及地质自然条件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设计和投资有重大调整的，应由代理业主提出，经监理和项目使用单位同意，按规定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审后进行调整。

第十四条（竣工决算）
代建项目建成后，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委托代建合同的约定严格进行竣工验收，于项目完工3个月内完成竣工财务决算的编制，申请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审批手续，并接受审计监督。

第十五条（资产或设施移交）
代理业主自财政部门批复代建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后的30日内，向使用单位办理资产或设施移交手续。使用单位应在接收后30日内办理资产产权登记手续。工程保修期内由代建业主负责督促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单位、设备供应商进行维修。

第十六条（档案移交）
代理业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代建项目的有关档案。项目代理阶段的文件资料，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归档并在向项目使用单位办理移交手续时，一并将工程档案、财务档案及相关资料向项目使用单位和有关部门移交。

第十七条（代建项目管理费）
代建项目管理费的费率按国家、省、市规定的标准，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中约定。

实行分阶段代理的项目管理费的划分，根据项目的行业特点，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中约定。实行全过程代建或项目建设实施阶段代理的项目管理费，在项目实施阶段支付60%，在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后支付30%，余下的10%在工程保修期结束后支付。项目前期工作阶段代理的项目管理费支付方式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中约定。

代建项目管理费按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所占比例，分别由财政部门和其他资金筹措部门、单位分摊并单独核发。代理业主不得自行从项目建设款项中提取代建项目管理费。

第十八条（节余奖励规定）
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并经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后，决算投资比合同约定投资有节余的，代理业主可获得不高于政府投资节余资金20%的奖励，具体比例根据项目的行业特点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中约定。自筹资金节余部分的奖励标准，在项目委托代建合同中约定。

第十九条（解释机关）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0日起施行。




岁末邱兴华案的思考
高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 苏州 215006）
新的一年开始，盘点2006法制，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许最值得回味的是岁末的惊天大案——邱兴华杀人一案。对邱案之印象深刻，主要不是因为它刚刚过去，尚未从记忆里消逝或模糊，而是因为通过该案，给笔者留下了诸多思考。
1、关于邱兴华的精神病鉴定权。
二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提出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从相关的报道来看，二审法庭并未充分说明理由即对申请予以驳回。笔者认为其做法违反了法律程序，剥夺了作为刑事被告人邱兴华依法享有的申请鉴定权。有人提出，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在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时，法院有必须同意的规定，认为是否同意鉴定申请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故二审法庭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并未违反法律程序。笔者同意上述推论的出发点，但认为，这并不能推导出法庭做法未违反法律程序的结论。
从法理上来说，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于无任何相应的证据来表明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鉴定申请，法庭有权予以驳回。但一个难题是，对于相应的证据而言，究竟证据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使法庭负有启动鉴定程序的义务？笔者认为，由于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当然不可能对此作出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故事实上确有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申请书的证据要求不可过高。因为精神病鉴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不能指望申请人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更不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有罪证明的标准来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只要申请人能提供证明刑事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表面的证据，一般而言，法庭就应当予以同意，从而启动对被告的精神鉴定程序。除非当申请人提出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能提出证明被告精神正常的充分的证据，足以排除对被告精神状况的“合理怀疑”，才可以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本案中，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邱连续杀多人，作案动机模糊，而且手段特别残忍，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为，作为表面的证据，应足以说服法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遗憾的是二审法庭却在未进行充分说理的情况下，简单地以一句“不予采信”即驳回鉴定申请。笔者认为，在对被告是否进行精神鉴定这个问题上，法官不应也不能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同理，法官也不是精神病鉴定方面的专家，法官的判断不能代替医学专业的判断。法官过大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导致司法专横和对人权的漠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之一也即在于自由裁量权是否受到严格的限制。
2、外界压力与司法判决问题。
首先，邱兴华连续杀死多人，来自民众的舆论压力巨大，对于未受过专业法学教育，不了解司法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对法治意义的、基于朴素的“杀人偿命”的自然情感，不了解《刑法》中有关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犯罪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规定的伦理价值、以及判决一个精神病人死刑是不人道的普通民众而言，如果法院不判处邱兴华死刑，并对其执行死刑刑罚，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而法庭一旦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至少有证明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之可能。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如果证实邱确实患有精神病，那么邱即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受到压力将是巨大的，特别是来自死者亲属的压力，结下来的将是无休止的上访、“控诉”，法官和法院将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
其次，法学精英界的压力与邱之死。邱案报道后，即受到国内法学精英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贺卫方、周永坤等著名法学家纷纷著文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为邱兴华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学者的呼吁并未被法庭采纳。最近，网上有人指责法学精英们的呼吁是干预了司法独立审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原因在于：（1）学者是基于学者的良心和专业的敏感，为了司法程序得到尊重及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而呼吁，与本案并无任何自身利益上的联系。（2）学者仅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阐述邱案中的法理，从未超出正当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同时亦并无任何干预法庭独立审判的举措。事实上，法庭也并未采纳学者对该案的观点，因此，所谓的学者干预法院独立审判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至于有人所说的因学者的关注，反而因此加速了邱之死的看法，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机制下，也许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笔者同时认为，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学者的作用，学者在其中作用到底有多大，从法庭断然拒绝辩护人要求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中可以看出来，“百无一用是书生”，学者的作用其实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学者在本案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法官到底如何看待学者的意见，只有审判的法官才知道。
另外，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邱兴华杀死多人，属惊天大案，社会震惊、各级部门震惊，之前那么多武警、公安干警等费了很大的劲才抓到他。按照传统的思维，邱兴华绝对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典型。在岁末强调“稳定重于一切”、奉行“严打”的传统政策的情况下，有“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从重”、“从快”也许只能是法院的当然的选择。
3、邱之死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明确废止过去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所有通知。《决定》规定，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决和裁定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6年12月31日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已经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依法仍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决定》同时明确，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十三条的规定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
回到本案中，如果二审法庭同意对邱兴华进行精神鉴定，由于科学的、严肃的鉴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那么邱兴华就完全有可能活到2007年1月1日之后，而届时死刑复核权将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虽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程序正义和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但可能会给二审法院带来来自受害者家属的、社会普通民众的、以及“有关部门”的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的同一日，即2006年12月28日，邱兴华被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邱案一审到二审程序异常迅捷，从报道的二审庭审来看，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分钟。而且，该案辩护律师张桦说，“根据程序规定，我作为邱兴华的辩护人，应该在开庭的前三日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而我是在27日中午11点才接到安康法院的电话。法院的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程序法。”另外，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从报道中未看到出现死刑复核程序，也许是媒体报道时忽略了，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实际上是合一的。事实上，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在于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以保障刑事诉讼中作为最基本人权的被告的生命权。但现实中，由于死刑核准权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下放，由于大量的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而其同时亦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事实上在先见观念的支配下，往往造成死刑核准程序虚置的局面。对于这种忽略法定刑事诉讼程序的后果，正如周永坤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核准程序权，也间接地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
随着岁末的一声枪响，邱兴华的生命宣告结束。邱之死似乎给案里案外的诸多争议最终画上了句号。但笔者认为，邱案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邱案的法学争论肯定不会随着邱兴华之死而马上结束。事实上，邱案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了很多关于司法程序正义、司法独立、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等事关法治走向与命运的基本法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