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峰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俄罗斯反垄断法/反垄断执法机构/协同行为/认定标准
内容提要: 协同行为的认定是各国反垄断法实施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除了实施宽免政策外，还需要细化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俄罗斯反垄断法经过几次修改，对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有了重大突破，从强调主体规模要素到淡化主体规模要素、从强调行为的绝对一致到包容行为的相对一致、从判断标准的主、客观结合到双轨制。这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垄断协议的本源有三：协议、决议和协同行为，其中协同行为的含意最为宽泛和模糊。协同行为的大致意思是，在没有书面协议、口头协议或企业联合体决议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某种意思联络采取的限制、扭曲或消除竞争的一致行动。[1]

在美国、德国等在先立法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严厉打击下，公开的卡特尔行为（协议型、决议型卡特尔）逐渐隐形化，协同行为便随之产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协同行为广受商家“青睐”并在经营中屡试不爽。随着美国、德国等国在立法上的回应，对协同行为的规制成为现代各国反垄断法中的普遍性制度。纵观各在先立法国家对此问题的处理，既有态度上的高度一致，也有在表述方式上惊人的相似——只在原则上禁止协同行为，而没有明确规定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自然，这种“相似”也遗留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原则性规定何以具有可操作性。

近些年来，作为在后反垄断立法的国家和转型国家，俄罗斯为此作了适于自身的有益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协同行为的几次法律修订使俄罗斯反垄断法成为在成文法中规定该内容的先行者。由于市场结构的相似性，俄罗斯反垄断制度规制协同行为的变动过程及内容可以为我国反垄断法同类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协同行为早期的认定标准及其不足

1991年俄罗斯首次颁布反垄断法——《商品市场竞争及限制垄断行为法》（以下简称1991年《反垄断法》）。该法第6条规定了协同行为：“相互竞争的经济实体之间就共同占有市场35%以上份额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协同行为），如果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则这些协议将通过法律程序完全或部分地被禁止或被视为无效。”可以看出，这里确定了构成协同行为的两个要素：一个是主体的联合规模要素，即经营者之间共同占有市场份额35%以上；另一个是行为及其结果要素，即协同一致的行为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由于协同行为需要一种外在的信息传导将参与者联系起来进而采取统一行动，而能够进行这种传导的信息有价格、数量、地域等，又由于在反垄断法的规制原则上，价格、数量、地域卡特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因此行为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这个结果条件只需从行为的类型上进行推断，即属于价格、数量、地域上的协同即可。例如，成员按照行业协会为其设置的市场准入或退出条件实施统一行动，即便这个条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属于协同行为。这样，上述认定标准便简化为份额标准和存在某些要素协调一致两个方面。具备这两者自然会产生危害竞争的后果；反之，当行为人的市场份额未达到法定份额标准或行为人的行为不完全一致时，不应该认定为协同行为。

这个法律规制标准似乎非常简明，也具有可操作性，但在反垄断法实施初期——1991年至1998年间——基本未发挥作用，或者说发挥的作用有限。[2]据统计，从1998年至2005年俄罗斯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的协同行为案件占全部反垄断案件总数的0.5%，而协同行为案件占限制竞争协议案件总数的比例从2000年的0.8%提高到2005年的1.3%。[3]虽然2005年协同行为的案件数量比5年前翻了一番，但俄罗斯学者认为，查处的案件数量并未准确反映协同行为在俄罗斯市场中的真实违法情况。[4]出现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源于法律制度的缺陷。“法律研究中没有解决协同行为和协议的基本问题，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没有制定一个有效的机制，使违法者绳之以法。”[5]二是源于理论研究的薄弱。“俄罗斯反垄断法正在执行一个缺乏全面研究而生的危险因素，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明确的概念——协同行为和协议的理解，协同行为的最突出的特点和必要的证据未得到充分研究。”[6]

正是因为制度的缺陷和理论研究的不充分无法为法律实施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向，所以致使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案件。2004年的“带钢板（用于生产钢管的材料）案”[7]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件之一。

反垄断执法机构查明，三个生产带钢板的股份有限公司——谢维尔达利（Северталь）公司、米米克（MMK）公司和农斯塔（Hocтa）公司（以下分别简称C公司、M公司、H公司）在如下时间段多次涨价和降价：2002年7月三公司产品涨价且销售价格一致；8月三公司产品降价；9月三公司产品涨价且市场价格一致；10月三公司产品降价；11月M公司、H公司产品涨价且销售价格一致；12月C公司产品涨价并与M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一致，H公司产品降价；2003年1月H公司产品涨价并形成三个公司统一的市场价格；2月三公司产品降价；3月C公司与M公司产品涨价且市场价格一致。上述涨价和降价的时间虽然相近但不完全相同。

由于C公司在带钢板商品市场上的份额大约占60%，M公司、H公司各自所占的市场份额均接近10%，因此，2004年1月14日反垄断执法机构以违反1991年《反垄断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要求C公司、H公司和M公司停止带钢板联合涨价的行为，并处以罚款。三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处理决定无效。

一审法院分析了C公司、M公司和H公司带钢板出厂价的动态表后，确认在所谓共同涨价的时期，同一时间执行同一价格的情况没有出现；虽然2002年11月M、H两家公司的产品价格上涨，但两家公司的联合市场份额不到法定标准（35%）；另外，C公司和M公司在2002年12月和2003年3月实行的高出厂价，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H公司和外国同类产品生产者——创造了更为有利的销售产品的市场条件。最终法院认定，提高带钢板价格没有限制市场竞争，不属于协同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决定无效。

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在某个确定的期间内三公司所产带钢板的价格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已接近同一水平，能够形成限制价格竞争的后果为理由提出上诉。在上诉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坚持两点意见：第一，法院判决只强调了非同时涨价部分，忽略了三公司存在同时涨价的行为。另外，法院对部分同时涨价现象的理解也不准确。因为只有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库存不足的情况下，竞争者跟随该企业提高的价格销售产品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事实上M公司、H公司并非库存不足。第二，M、H两家公司虽然各自的市场份额都不到10%，但在C公司在带钢板商品市场上占有大约60%份额的前提下，其共同涨价行为对市场的危害已经存在。

上诉法院认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制定的文件中以及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处理决定中都没有讲明，规模主体与非规模主体之间的价格联合会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对市场绩效构成不利影响。案件中的三个当事人“不在同一天涨价”和“没有执行统一价格”行为，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违法性标准。2004年8月18日，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反垄断执法机构又提起再审，并特别指出：三公司所产带钢板涨价的起始时间虽然不完全一致，但也十分相近；另外，三公司存在在确定的时间内执行涨价的行为，这已经导致了对竞争的限制。最终，再审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

该案引发了价格协同行为认定标准的广泛争论。有学者提出，证明协同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出现了新的垄断价格。这虽然是个难题，但可以在原则上作出解释——只要实质上抬高了价格和在确定的时间内相关市场上的某些主要成员提高了价格，就可以在技术上认定属于垄断价格。[8]也有学者指出，法院审理案件的消极做法——法院作出的所谓公正的结论只是依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论证，而没有弄清楚在何种程度上提高带钢板价格可以认定为垄断——有所不当。更多的人直接反驳法院关于“涨价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创造了更为有利的销售产品的市场条件”的论证，并认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提高价格，只有在其没有销货剩余的情况下，其他竞争者按照提高的价格销售产品才可能获利，法院没有重视这一经济规律。[9]

实践表明，在对上述认定标准的把握上，只是在联合主体占有市场份额不足35%的情况下，或联合主体占有市场份额超过35%且行为具有严格一致性的情况下，法院的认识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认识才不会发生分歧。而对上述“带钢板案”所反映出的情况——由大小主体联合但不在同一天实施的涨价行为，或未达到法定份额标准的小企业在同一天联合实施的涨价行为，两者的认识犹如云泥之别。如同上述案件的处理过程一样，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这类案件的灵活性处理经常被法院撤销。2003、2004、2005年被司法撤销的案件比例分别为：25.9%、17.6%、15.4%，被行政撤销的案件比例分别为：3.7%、2.6%、4.5%。[10]

这大大地打击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案件的信心和积极性，并极大地降低了立法意图强化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如同营销关系一样，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返修率很高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声誉和产品的信誉可想而知。大比例的“返修率”导致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缩手缩脚，这或许是这类案件在那个特定时间里一直较少的另一个原因。

类似案件引起的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是否要严格坚守市场主体需占35%的市场份额和行为的严格一致（涨价时间和幅度）两个并行的条件；另外，仅从两个客观事实来推定行为属于协同行为，而罔顾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做法是否科学，因为毕竟协同行为属于限制竞争协议的一种形式，协议强调集体协商或沟通。这些问题在2006年法律修改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应。

二、协同行为规范的细化与创新

2006年俄罗斯统一了1991年《反垄断法》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保护法》，形成《俄罗斯联邦竞争保护法》（以下简称《竞争保护法》）。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法第8条特别界定“经营者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商品市场经营者符合以下条件的活动：（1）行为的结果符合所有事先知道该行为的经营者的利益；（2）在为期一年以上的时间内或不足一年但存在相关市场的情况下，一个经营者的行为引领其他经营者改变控制范围内的产品价格、产品原料的价格、国际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或实质性改变商品的需求，但又未在同等情况下使相关商品市场上所有经营者作上述改变。

相比之前的规定，《竞争保护法》对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有了本质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概括为由客观推定转为主、客观标准结合认定。具体而言，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主观条件，即行为结果符合经营者的利益并为其事先所了解。二是“时间”取代了“份额”。1991年《反垄断法》禁止的是拥有较大市场份额（超过35%）的市场主体的协同行为，现在变成任何市场份额的主体联合都可能形成协同行为，只是需要在为期一年以上的时间内或不足一年但存在相关市场的情况下形成限制竞争的结果。三是细化了限制或可能限制竞争的内容，即结果条件，包括改变经营范围内的产品价格、产品原料的价格、国际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或实质性改变商品的需求。

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都没有把行为延续的时间作为认定限制竞争协议时所考量的因素，这使得俄罗斯“新法”在这方面的突破格外显眼。确立“年”标准的立法本意，是为在充分显露卡特尔本性的基础上便利执法。但是，如果以这个为标准来审视相关事件，则过滤后剩下的只是顽固（稳定性强）的协同型卡特尔了。如此，“年”标准本身反倒放任了一般的价格卡特尔，并成为参与价格协同行为的经营者一个优良的“避风港”。“年”标准虽然对于认定国际卡特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对于一国尤其是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因其总体上的消费能力不足，短期价格卡特尔更为普遍。因此，“年”标准与经济转型国家对卡特尔的控制要求并不一致，不仅没有强化执法，而且还弱化了法律的刚性。

另外，法律的上述改变也产生了标准如何确定的新问题，如以什么方法明确法律规定所指的“改变国际商品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什么是“实质性改变商品的需求”、什么情况下经营者有权在国内市场上自行提高价格等。另外，由于去掉了市场份额标准，因此使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协同行为的主体范围扩大，也使证据的问题更为集中和严肃，执法上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无证据证明有沟通的情况下，一些市场主体跟随提高价格，即使客观上行为一致，也不能被认定为实施了反垄断法上的协同行为。主观条件的客观证明往往比客观行为的主观证明要困难得多。在上述标准并行的条件下，根据“木桶原理”，总体上会降低协同行为的认定效率。事实上，“尽管公布了新的法律版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调整的效果没有明显的改善”。[11]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关于梅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梅市府办〔2010〕5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和中央、省属驻梅各单位：

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关于《梅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迳向市民政局反映。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梅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市 民 政 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 卫 生 局

市 财 政 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101号），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民发〔2005〕199号），以及广东省民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粤民优〔2009〕2号）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本市城乡居民户籍，且在本行政区域内领取定期抚恤金或者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下列人员，享受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

（一）退出现役的一至十级残疾军人（包括参战伤残民兵民工）；

（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下简称“三属”）；

（三）红军失散人员；

（四）在乡复员军人；

（五）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六）参战涉核退役人员；

（七）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老党员、老堡垒户（以下简称“五老”人员）。

第三条　建立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医疗救助为依托，以政府医疗补助和以医疗优惠减免为补充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抚恤补助优抚对象的基本医疗需求。

第四条 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按照就高原则享受一种优抚医疗待遇。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五条　按照属地原则，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是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确定和医疗补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门负责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财政、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协作，共同组织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责审核、认定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身份，组织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及时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医疗保障金预算方案，支付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门负责做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工作，按规定保障参保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

第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负责落实好定点医院对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医疗费用的减免工作，加强对定点医院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第九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审核民政部门提出的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资金预算方案，将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参加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大病救助等医疗保障资金列入当年的财政预算，并会同各有关部门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优抚医疗保障资金的落实和专款专用。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如实提供所需情况，建立医疗保障档案资料，配合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调查核实工作。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对个人应承担的医疗费用应按时缴纳。



第三章 医疗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应设立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专户（以下简称“医疗保障金专户”），保障金来源为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县级财政预算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社会专项捐助资金和依法可用于优抚医疗补助的其他资金。

第十二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管和审计。



第四章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



第十三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孤老烈属、孤老复员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医疗门诊补助，补助标准按照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粤民优〔2002〕54号规定执行，由县级民政部门在“医疗保障金专户”支付，按月发放给个人。

第十四条　有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随所在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其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承担。所在单位缴费确有困难的，于每年10月底前向同级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统筹地区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后，为其缴纳部分或全部参保费用。

无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以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由统筹地区民政部门统一办理参保手续，单位和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保障金专户”中支付。

第十五条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住院医疗费，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由县级民政部门在“医疗保障金专户”中支付。

第十六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住院治疗和特定病种门诊医疗费，按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报销。其个人自付部分（不含自费费用）及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由县级民政部门在“医疗保障金专户”支付。

第十七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其医疗费用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已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有工作单位的，由单位负责解决；没有工作单位的，由县级民政部门在“医疗保障金专户”支付。

第十八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中的精神病患者，需到市复退军人医院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经同级社保经办机构同意后，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执行。



第五章 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

“三属”、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参战涉核退役人员、“五老”人员医疗保障



第十九条　城镇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执行。城镇的红军失散人员、“三属”、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五老”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镇以上民政部门统一办理相关手续，其应缴交的医疗保险费由县级“医疗保障金专户”中支付。

第二十条　农村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三属”、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五老”人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应缴交的医疗保险费由县级“医疗保障金专户”中支付。

第二十一条　农村和城镇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三属”、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享受门诊医疗补助，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三属”、复员军人年补助额不低于180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年补助额不低于120元。门诊补助金由“医疗保障金专户”统一支付，按季度拨入个人医保（卡）帐户。

第二十二条　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三属”、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五老”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病住院医疗费按规定报销范围内的医疗费自付部分，可按不同属别由民政部门在“医疗保障金专户”中给予医疗补助：

（一）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三属”、在乡复员军人按40%比例给予补助；

（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人员按20%比例给予补助；

（三）“五老”人员按10%给予补助；

（四）在医疗补助基础上，因重大疾病个人负担仍有困难的，由个人提出申请，并附疾病诊断证明和药费报销结算清单复印件，经所在镇或单位审核、县级民政部门确认后，填写《梅州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大病救助审批表》，给予大病医疗救助，年救助金额不超过5000元。超出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以及用药品种、用药剂量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部分，不予救助。

（五）优抚对象申请住院医疗补助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填写《梅州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申请表》、并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报销结算单、申请人身份证或委托办理人身份证，经县级民政部门确认审批后办理补助手续。

第二十三条　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参照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未满十八周岁且无法定抚养人的“三属”人员和男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五周岁且无法定赡养人、无工作单位、无固定收入的烈属、红军失散人员、复员军人、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的医疗保障，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第六章 医疗服务



第二十五条　享受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各医疗机构应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给予优抚对象凭证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并落实如下优惠减免：

（一）全免项目

普通门诊挂号费、普通门诊诊查费、住院诊查费、肌肉注射费。

（二）部分减免项目

1．减免50％：血常规检查费、尿常规检查费、粪便常规检查费、胸部普通透析费、常规心电图检查费（含单通道、常规导联）、B超常规检查费、急诊诊查费、院内会诊费。

2．减免20％：护理（特别护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三级护理）费、普通病房床位费、急诊观察床位费、手术费、麻醉费。

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采取更多更优的减免措施。优惠减免项目，医疗机构应作明文告示，张榜公布，认真实施。

第二十六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应按规定的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提供医疗服务，保证医疗服务和药品质量；完善并落实各项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不得要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支付按规定应予减免的费用。

定点医疗机构在对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使用需自费费用的药品和诊疗项目时，应先征得本人或其亲属同意，并履行签字手续；定点医疗机构应及时存档并向有关管理部门传输或报告。

第二十七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按优抚对象类别享受医疗服务待遇。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与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予以处理：

（一）违反规定擅自审批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的；

（二）在审批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中出具虚假诊断、鉴定、证明的；

（三）不按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批或者发放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相关资金的。

第二十九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恶意拖欠医疗费、采取虚报医疗费、骗取政府医疗补助费的，由县级民政部门给予警告，并从其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金中扣除，追回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打架斗殴、吸毒、自伤自残、酗酒、工伤事故等造成伤害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医疗保障待遇。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前各类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发生的医疗费，仍按原规定解决。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