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生共同创作中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法学01（1）班 郭杭铵


近年来，各大学纷纷鼓励 大学生积极对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如我校的“运河杯”学生课题制作大赛，全国性的“挑战杯”学生课题制作大赛等等。而这类活动学生往往无力独自完成，故一般都采用主要负责人制，下有诸个合作者。于是出现了课题制作的主要负责人将自己作为作品的作者，而将其它合作者写为提供劳务或提供资料者。由于合作者一般为主要负责人的同学或者好友，再加上现今大学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够强烈，这些合作者往往对自己的著作权被侵害也不予追究。
那倒底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著作权在共同创作中不受侵害呢？
一、我国的现行规定
在我国《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中规定：二人以上 按照约定共同创作作品的，不论各人的创作成果在作品中被采用多少，应当认定该项作品为共同创作。
我国民法虽对共同创作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规定的不够明确，很多人对此条规定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这一点从实践中关于共同创作纠纷的案件占著作权纠纷的70％即可见一斑。可见对此法条的进一步理解十分必要。
二、如何理解“按照约定”
一般民事主体为非专业法律人士，无法期望其严格根据法律的要求进行约定，且民法也充分尊重民事活动当事人的意志，所以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之间的 约定具有随意性、变动性、非要式性等特点。而且在民事活动过程中，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要求会常常发生变动，于是自然而然的双方的约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约定”的这些特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口头约定之中。
正因为“约定”的一系列特点，在确定约定的时候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约定应该采用书面形式还是书面口头皆可？应该以第一次的约定为准还是以当事人最后的共同意思表示为准?若以后者为准，又应如何确认呢？
笔者认为，依据法理，在法律未明文规定应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就应对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均予以认可，但是，在书面形式的效力应高于口头形式的效力。又依据民法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的原则，应当以当事人最后一次变更的约定为准，但之前的约定可为最后约定的补充依据和追求当事人真意的标准，因为在民事活动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欺诈等行为，当事人往往及其重视第一次约定的制定，而在后来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对方提出的约定变更要求中缺乏完全考虑。但若硬性要求以第一次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标准则会束缚民事主体活动的开展，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根本利益。至于对约定的确认应当要求当事人拿出书面形式证明或者充分的第三人证明。
三、什么是“共同创作”
本条中所谓的“应当认定该项作品为共同创作”，其意义在于赋予参与该作品共同创作的每个共同创作人对该作品完全的著作权，即为该作品的作者。
而在实践中，此类纠纷的难点就在于对共同创作和提供劳务的区分上。
共同创作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创作完成的作品，包括合成作品（其中有可以单独使用的部分）、结合作品（无单独使用部分）。若为结合作品，该作品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作品中的各个部分不具有独立的科学或艺术意义，著作权归所有参加创作的作者共同所有。而若为合成作品，该作品虽为一部完整的作品，但是该作品中的各个部分都有独立的科学或艺术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合著着既是该作品的著作权的主体，也分别是该作品的各个部分的著作权的主体。提供劳务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在作品完成过程中提供非创作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包括技术、事务性等活动，参与者不能共享著作权，只形成劳务的法律关系。
从而可见，区分共同创作和提供劳务的关键在于所提供的活动是否具有独创性。
实践中较难以区分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收集资料和整理素材。收集资料是非创作性的，所收集的资料不直接成为作品的素材。而整理素材则是带有创作性的可以直接为作品所用的工作。但应该注意的是，有的共同创作者在分工约定中将部分共同创作人的工作定位为“收集资料”，但是实际上其参与的是整理素材的工作，则应根据实际参与的活动确定其为共同创作者，而不能轻易的根据字面确定其无著作权。
2、 提供咨询意见和修改内容。这两者不仅是形式上的动口与动笔的区别，更是量与质的区别。实践中可根据修改的意见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作用或对作品主题的变更情况进行考虑。有些意见虽被采纳得较多，但对该作品的内容、性质变化作用不大，仅仅是文字、表达方式等技巧性的内容发生变更，这不能视为共同创作；而有些对作品修改并不多，但使作品的主题深化或作品价值提升，如美术作品往往是仅仅动了寥寥几笔而效果大不一样，文字作品也有“点睛”之说，这种情况可考虑认定为创作行为。因此，我认为在刘国础诉叶毓山合作创作歌乐山烈士群雕作品一案中，法院认为在此次共同创作中一方的活动较微小，不应认定为共同创作者的判断是有失商榷的。
3、 修改作品内容与修改作品的错误。此两者非常常见且常被混淆。前者是对作品内容的修改，如修改观念、情节、作品主题思想和表现方式等。这是作者的创作，而后者是对作品业务性的修改，如对作品的语法错误进行更正，对文字进行润色，这是出版社编辑工作，不享有版权，但作者邀请非编辑人员为其进行修改，应视为事务性活动，根据活动量要求作者支付相应报酬。
应注意的是，对共同创作的认定应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双方意见一致，即使一方投入极少甚至没有投入，也可认定为共同创作。
四、对一个具体案例的分析
现以对一具体案例的分析，加深关于共同创作的著作权保护的运用。
甲在校期间创作出一篇论文，因选题新颖、材料翔实被老师选中参加校课题制作比赛，但考虑到其对该专业研究尚浅，又推荐乙加入，以完善该论文。
在课题申报表中，乙将自己写为主要负责人，甲为合作者，同时乙在之后积极开展了对甲前期论文的后期加工（并不脱离甲的原始主题），而甲在此过程中仅起到辅助作用。在课题研究完成后，乙认为该论文为其一人创作，甲仅能视为资料提供者。甲提出异议。
在此案例中，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课题申报表就应视为“双方约定”的书面形式，说明双方有共同创作的一致意思表示。故甲乙间应视为有约定。同时，乙虽在后期制作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其仍然是在甲的初期创作上的加工、深化，并没有新的主题，说明不能仅将甲作为资料提供者，即使认定甲为素材整理者也有失偏颇。据此，甲乙应共享该作品的著作权。若乙强行在作品署名中仅列自己名字，则构成对甲的著作权的侵犯。


摘要：
1、 中国律师同盟 http://www.lawyercn.com
2、 浦增平 《上海审判实践》 1989/3 《审理共同创作纠纷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试行）》
4、法律顾问网 http://www.online.tj.cn/law







《公司法》完善之我见

赵华栋，13834136500，btbuzhd@163.com,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概要] 本文从公司设立条件、公司上市融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权益保护、债权人权益保护这五个方面对《公司法》的完善修改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公司 制度 责任 权利 公司法
[正文]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各类公司在济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现行《公司法》与现实情况有许多相悖的地方，已经阻碍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必要对《公司法》进行补充完善。
一。公司设立条件
1．承认一人公司
现行《公司法》规定，除国有独资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股东数应在2－50人之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不低于5人。这已成为影响很多个人或个人财产未作界定的家庭投资办公司的积极性，也限制了既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不符合培育市场主体、引导刺激民间投资的原则。从我国公司实践来看，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仍大量存在，同时其存在又处于非法状态，或变相状态，这些公司缺乏法律上的安全感，反而不利于对其规范。因此，新《公司法》应当建立一人公司制度，明确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为此，现行《公司法》中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最低人数的限制及国有独资公司的条款应作相应修改，并为保护公司相对人利益的需要，新《公司法》应对一人公司的资本、治理结构、会计制度等作相应规定。
2．调整法定注册资本制度
现行《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注册资本制度，并明确规定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50万，以商品批发及商业零售为主的30万元，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的公司则应不低于10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限额1000万元。因民间资本较为分散，资金门坎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现行《公司法》要求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必须一致也形成了过高的门坎。要求公司在成立之初就需一次缴清巨额出资，导致筹资困难和资金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在此制度方面，对中国公司和外资公司要求上内外有别，三资企业实行“授权资本制”，中资公司则实行“法定资本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中资公司的发展、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应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或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采授权资本制（即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虽在有关部门登记且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出资是否缴足与公司设立无关）或折衷授权资本制（即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数额，但允许分期出资到位）。
３．取消转投资限制
现行《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转投资是公司的财产支配和自主经营行为，本应服从公司经营战略和盈利追求的需要，但基于严格法定资本制的要求，为了维护资本的稳定和不变，现行公司法对公司对外转投资的比例亦予以限制。这一限制不仅违背了公司经营的客观需要，而且与中国股份制改革和国企公司化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几乎多数国有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公司时，都不能不突破这一比例的限制。应取消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性条款，改由公司自主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
４．放宽出资形式限制
现行《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有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五种，只允许这几种有限的的出资形式，将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具有经营功能和财产价值的权利排除在外，一方面不利于鼓励投资、促进财富利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关于公司出资形式允许宽泛灵活的趋势相悖。应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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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债权、信用、劳务等出资。现行《公司法》限制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最高比例，要求不超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应予以修改。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问题也应得到充分考虑。
５．改革经营范围制度
现行《公司法》第11条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严重削弱了公司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1993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解放思想，对经营范围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取得了成全合同当事人、尽量使合同有效、加快商事流转的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2月《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放松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乃大势所趋。
６．简化设立程序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设立一律采取审批制(第77条)；对有限公司设立原则上采取登记制，例外采取审批制(第27条)。为保护投资自由，各类公司(包括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乃至上市公司、外商投资公司)设立应以准则设立为原则，许可设立为例外。进一步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审批程序，扩大登记制适用范围。
７．明确控股公司与集团公司法律地位
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集团公司的规定，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仅在第12条出现过这两个词，没有任何相关规定。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集团公司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兴产业组织，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带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上正在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建立在资本纽带基础上的，包括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各种工业投资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深沪股市由于市场和企业结构调整形成的控股公司在内的各种控股公司不断出现，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形态，不仅在微观上通过资本运作可以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收益，而且在宏观上也将通过资本市场担当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因此，修改后的《公司法》有必要对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
８．明确出资人或发起人责任
现行《公司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公司发起人的三种民事责任，而未规定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新的《公司法》应对公司设立不成时的设立债务和费用负担、出资返还责任，以及公司成立后有过错的发起人对公司所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同时，现行《公司法》第208条、209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应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这两条均未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考虑到上述两种行为极易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故有必要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另外，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验资机构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也应纳入新《公司法》。
９．确立公司设立纠纷诉讼制度
公司设立过程中，经常发生因发起人出资不实引起的纠纷，公司设立失败引起的纠纷，公司成立后因不符
合设立条件被否定法人人格引起的纠纷等，现行《公司法》对此规定不够明确，新《公司法》应确立公司设立纠
纷诉讼制度。
１０．明确公司设立中的责任
现行立法上对于筹建中的团体的权利能力没有规定，建议增加规定公司设立过程中以公司名义进行的活动由成立后的公司承继等。
１１．重视章程的作用
合理规范公司章程内容强制性和任意性的规定，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确公司章程、细则对董事等权限的限制与对外公示的效力问题，明确发起人、设立人之间的协议与公司章程的规范效力问题。
二、公司上市融资
1. 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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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证券法》对股票公开发行采取的是核准制，而现行《公司法》的许多条款体现了股票公开发行审批制的色彩，例如第84条（发起人公开募集股份）、第86条（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行使股票公开发行审批权）、第131条（股票溢价发行审批）、第139条（公开发行新股审批）、第221条（证券监管部门违法审批的法律责任）等，应根据《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发行核准制作相应修改。
2. 适度降低企业上市门坎
修改连续三年盈利的限制条款，使大批成长型企业获得上市机会。
3. 赢利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