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8〕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为有力、有序、有效地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使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生产条件达到和超过灾前水平，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科学重建。优先恢复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尽快恢复生产条件，合理调整城镇乡村、基础设施和生产力的布局，逐步恢复生态环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灾区各级政府为主导、广大干部群众为主体，在国家、各地区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又好又快地重建家园。
　　（二）基本原则。
　　1．科学规划、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必须建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之上，认真做好灾害评估和地质地理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等基础工作，考虑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各方面因素，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先急后缓、统筹安排，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恢复重建工作。
　　2．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灾后恢复重建要从灾区实际出发，尊重民意，注重实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界定适宜重建和不适宜重建的区域，调整优化城乡布局、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灾区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领导组织作用，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信心、振奋精神，自己动手、生产自救，苦干实干、重建家园。
　　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把政府主导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结合起来，组织实施好对口支援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加快灾区恢复重建。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
　　（三）城乡住房。要把修复重建城乡居民损毁住房摆在突出和优先的位置。针对城乡居民住房建设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政府补助政策。对于可以修复的住房，要尽快查验鉴定，抓紧维修加固；对于需要重建的住房，要科学选址、集约用地、合理确定抗震设防标准，尽快组织实施。让受灾城乡居民早日住上安全、经济、适用、省地的住房。
　　农村居民住房的恢复重建，要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扶贫开发相结合。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农户自建、政府补助、社会帮扶相结合。要改进建筑结构，提高建筑质量，符合抗震设防要求，满足现代生活需要，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风貌，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灾区各级政府要对农村建房的安全选址进行指导，组织规划设计力量，为农村居民免费提供多样化的住房设计样式和施工技术指导。
　　城镇居民住房的恢复重建，要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策支持、群众自助的原则，实行原址重建、异地新建和维修加固相结合，优先安排维修加固轻微损坏和中等损坏住房。与现行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相衔接，在搞好城镇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抓紧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满足受灾城镇居民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四）公共服务设施。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推进标准化建设，提高抗震设防标准和建筑质量。优先安排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恢复重建，严格执行强制性建设标准规范，将其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
　　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农村地区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工）学校原则上建在县城，初中建在中心乡镇，小学布局相对集中。
　　重点恢复重建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计划生育机构，全面恢复市县乡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医疗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
　　合理布局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抓好县级文体设施的恢复重建，加强资源共享。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
　　注重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实施抢险修缮，保护具有历史价值和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建设地震遗址及纪念设施。
　　恢复重建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和残疾人服务、劳动就业、社区管理等设施。
　　在基本完成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按照节俭实用的要求，恢复重建各级行政机关办公设施。
　　（五）基础设施。各类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要把恢复功能放在首位，根据地质地理条件和城乡分布合理调整布局，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远近结合，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交通设施的恢复重建，要着眼于完善综合交通体系，重点恢复重建干线铁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和通往重要工矿企业、重点林区的专用道路以及受损民航设施，抓紧恢复旅游交通。
　　通信设施的恢复重建，要体现资源共享、先进实用、安全可靠的要求，重点加强通信干线网的恢复重建，做好公众通信网和应急通信能力建设。恢复重建邮政设施。
　　能源设施的恢复重建，要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安全生产和体制改革相结合，重点恢复重建高压输变电设施、城乡低压配电网和油气管线，修复重建水电、火电、油库、加油站和符合建矿标准的大中型煤矿。
　　水利设施的恢复重建，要统筹考虑防洪安全、饮水安全、恢复生产等需求。重点抓好水库工程、堰塞湖及河道淤堵处理工程、堤防工程、乡村供水设施、灌排水利设施、水文水资源设施等的恢复重建。
　　市政公用设施的恢复重建，要符合调整后的城镇总体规划，恢复重建城镇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燃气、供热、垃圾处理、公园绿地和避难场所等设施。积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六）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以市场为导向，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政策和就业需要，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机结合，合理安排受灾企业的原地重建、异地迁建和关停并转，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加快恢复农业、林业、畜牧业生产能力，抓紧农村水利、畜禽圈舍、养殖池塘、农机提灌站等基础设施和良种繁育、动植物病虫害防控、农技服务等设施的重建，恢复发展特色种养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
　　加大旅游业恢复重建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其带动就业、拉动消费和增加收入的重要作用。加快恢复重建重要旅游景区景点和旅游基础设施，加强旅游市场的宣传促销。
　　引导各类企业适度集中布局，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土地节约使用和环境综合治理。积极扶持为恢复重建直接服务、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建材产业，重点支持重大装备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支持中央和地方骨干企业和军工企业。扶持特色优势中小企业发展，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安全生产要求的落后产能。
　　（七）市场服务体系。按照稳定市场、保障供应、满足需求、便民安全、增加就业的要求，优先恢复重建对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和恢复生产具有重要作用的市场服务设施，恢复市场服务体系基本功能。
　　恢复重建粮库、食用油库、粮油供应站和军供站点等粮食流通设施，成品油、通用物资等国家物资储备设施。恢复完善日用消费品网点和农副产品贸易网点。
　　恢复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修复和合理布设金融机构基层网点，完善服务网络，配备营业设备，保障金融系统安全运营。
　　（八）防灾减灾和生态修复。坚持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建立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重视防治威胁灾区群众生命安全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的各种次生灾害，抓紧治理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点。加强土地整治和复垦，做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修复。
　　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逐步修复生态系统的功能。重点做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区的森林恢复，抓好补植补造和抚育管理。加快森林防火、林木种苗、动植物病害防控等基础设施重建。有计划地开展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恢复重建。
　　结合城镇乡村和工业集中区的恢复重建工作，恢复重建各级环境监测设施，加强水源地和土壤污染治理，做好废墟清理、垃圾无害化处理、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弃物处理。
　　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恢复和强化气象、防汛抗旱、防震、地质灾害、水污染预警预报系统和指挥调度系统，提高灾害监测预测预防能力。
　　三、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
　　（九）坚持规划先行。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是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依据，必须建立在全面调研、科学评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规划编制要充分听取灾区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借鉴国内外灾后恢复重建的有益经验，组织专家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论证，科学民主决策。要加强总体规划与各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形成有机整体。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要在省级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实施计划。切忌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动工，仓促上马。
　　（十）精心组织实施。灾区各级政府要按照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精心管理的要求，统筹安排好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要抓紧做好永久性住房建设与过渡性安置的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安全度过灾后第一个冬天。在明确选址和抗震设防标准的前提下，先行启动建设居民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对恢复生产有先导作用的基础设施。要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制订年度计划，明确建设时序，落实责任主体。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严把设计、施工、材料质量关，确保高质量地完成恢复重建任务。
　　（十一）加大政策支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综合运用财税、金融、土地、产业、就业等政策手段，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各地区、各部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尽快落实好、组织实施好相关政策措施。要继续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助，引导国内外捐助资金用于灾后重建。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国有大企业集团多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各类企业到灾区投资兴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鼓励灾区群众投身灾后重建。制定异地务工经商的灾区群众及其家属由就业地政府安排就地落户的政策措施。
　　（十二）落实工作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树立全局意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灾区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机构。灾区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负总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市、县人民政府具体承担和落实恢复重建的各项任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指导、协调和帮助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
　　（十三）强化监督检查。灾区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令第526号）的要求，加强重建工程项目的管理，不超标准，不盲目攀比，不铺张浪费。定期公布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来源、数量、发放和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对恢复重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并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及产品质量的监督，组织开展对重大建设项目的稽察。加大对恢复重建所需重要物资的价格监管力度，严格控制主要建材价格，必要时可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十四）做好宣传工作。要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大力宣传恢复重建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鼓舞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振奋精神、同心协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定期公布灾后恢复重建进展情况，做到公开透明，有效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国务院
　　　　　　　　　　　　　　　　　　　　　　　　　　　二○○八年七月三日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试论客观看待封建法制思想（客观看待儒家思想的作用）

陈锦良


一、 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