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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赵长青

时间:2024-07-01 08:58:57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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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
  关键词: 商业预付卡,预付卡分类,法律规制
  内容提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日益频繁,预付卡已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提高商业活动效率的重要工具。我国的预付卡使用也已经遍布各行业,其名目之多用途之广,已经对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广泛使用的商业支付手段。我国目前对预付卡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领域没有明确规定,造成预付卡的发行、流通与管理均比较混乱,发卡主体分散,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迫在眉睫。


一、商业预付卡的定义和本质属性
  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织对预付卡的界定不尽相同,根据2011年5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商业预付卡以预付和非金融主体发行为典型特征,按发卡人不同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营发卡机构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另一类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本文以下的论述遵循该管理意见中的相关概念和分类。
  (一)本质属性
  关于预付卡的本质属性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归纳整理了各种观点,对预付卡的法律性质进行如下分析:
  1.证券说。该说认为,预付卡应为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具体说是一种证权证券。有价证券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有价证券包括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资本证券是有价证券的主要形式,狭义的有价证券即指资本证券。资本证券是指由金融投资或与金融投资有直接联系的活动而产生的证券,持券人对发行人有一定的收人请求权。资本证券是为投资和筹资目的而设的证券。[1]
  笔者认为,预付卡的存在表明消费者享有在一定期限内要求经营者为其提供约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因此是确权证券。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银行存款利息不足以抵御通胀的情况下,相比支付现金或是刷银行卡,持消费卡购物可以得到更多的折扣积分等各种形式的优惠。因此,消费者购买消费卡的目的之一即是换取更大的折扣和奖励。虽然购买预付卡可以有一定的折价优惠,在使用时还可以获得较大的折扣优惠,但是购买人购卡的本意并非出于投资的目的,因此这里所谓的证券并非《证券法》中所说的证券,与以投资为目的的债券等理财产品也应当区分开来。
  2.合同说。该说认为,在预付卡消费方式下一,持卡人和发卡人间是一种消费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其法律性质应该是一种债。[2]消费者先向发卡人支付一笔费用,然后在一定期限内享受由发卡人提供持续性的商品消费或服务消费,消费者支付费用是履约行为,合同在约定费用支付之前即已成立。持卡人取得预付卡后,持卡人就应认为已经履行了将来消费者的付款义务,接下来就是享受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权利了,经营者应该按照事先的承诺履行《合同法》的法律义务和所承诺的合同义务。否则,即构成违约,要承担违约责任。[3]
  双方达成的合同的性质在《合同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应为一种无名合同,在该合同中,经营者提供服务,消费者以预存一定金额的方式消费。首先,这种合同应为一种带有预付款性质的消费服务合同。其次,在实践中,在多数此类合同中,经营者会私自加入一些格式条款。比如,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此卡到期作废,余额不退等等,也正是这些格式条款导致了消费者权益的受损。[4]
  该种说法和第一种证券说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将预付卡的诸多问题纳入到合同法的领域中加以规制和解决,这对于由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的规范和管理有着较好的效果。而预付卡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并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一般在办理预付式消费卡后,经营者仅提供给消费者一张卡片,而从法律上看,这张卡片仅仅是作为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证明,并非正式的合同文本,这样就使得合同双方在日后的实际履行中出现了诸多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
  3.代币工具说。从货币性的判断标准出发,现代西方货币层次理论,引入了通货、狭义货币、广义货币和准货币的概念,突破了传统货币定义的局限。一些西方国家将短期证券(银行承兑汇票、国库券、短期公司债券、共同基金、人寿保单等)也纳入广义货币体系。[5]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物品,具有某种货币的类似特征,标注法定货币单位和面额,或规定与法定货币间的兑换比例,一般不能变现,但可直接交换商品或支付债务,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代替法定货币流通。如购物券,可称为代币工具,在我国,由于国家享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它属于受法律禁止或限制的变相货币。
  当前市场上的代币工具主要包括代币票券、不记名储值卡、网络虚拟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现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定义:“代币券”是一种变相货币,是指由单位或个人印制、发售的具有一定面额、一定使用期限、可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的票券(包括卡)。在一些城市,不少商户与银行合作,借助银行的发行渠道,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如商联卡,实现了企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嫁接,可广为流通使用。参照1998年欧洲央行(ECB)发布的《电子货币报告》中对电子货币的宽泛定义,[6]银行不记名储值卡已经属于货币职能比较齐全的电子货币。
  这一学说多见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早在20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货币形式的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需要区分变相货币和一般性预付工具的界限,预付卡的存在是科技发展和支付市场需求的必然,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需要防止的是一般性预付式工具向代币工具演化,控制其对货币供应量及通货膨胀造成影响,维护金融稳定。
  4.类银行借记卡说。将预付卡与银行卡等金融产品进行比较判断,与银行发行的借记卡有类似之处。预付卡以卡片为载体,体现原始购得或存入的现金价值,通过电子支付服务体系,在商户终端通过安装POS机,为消费者提供刷卡结算服务,不能透支。但预付卡也有着不同于银行借记卡的特征,主要可归纳为:(1)预付卡不具有人身性质(无因性),即购卡时和使用时不需要身份验证,这是其与信用卡、借记卡最明显的区别,预付卡丢失同现金丢失一样,任何人都可使用,一般不能挂失。但是随着国务院《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的出台,大额预付卡将面临实名制的改革;(2)预付卡使用者一般自己无需开设银行账户,因此也就无法提现与透支,借记卡则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3)预付卡基本用于小额支付,其使用对象以个人为主,一些国家(包括我国)对卡内市值具有最高额限制;(4)预付卡往往有固定面值和有效期,且预付卡不计付利息等等。
  笔者认为,预付卡不计息,不提供ATM功能,不提供充值、退卡服务,不提供取现、转账等其他支付结算服务,这些都是明显区别于银行卡的特点。
  5.支付结算方式说。预付型消费卡本质上是一种为方便交易行为而集中储值,分散消费的支付结算工具。作为一种支付结算工具,预付型消费卡既可以体现为一种记录和授权传递支付指令和信息的账户证件,也可以体现为发起者签署的可用于清算和结算的金融机构认可的资金凭证。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具有社会性,即被社会认同和接受,因此发行支付工具的主体一定要有社会信誉。第二,具有清偿债权和债务的职能,是价值的载体和银行账户的通行证。第三,在信誉适用的范围内发行,在该范围内行使支付职能的工具。[7]
  该说认为,预付卡是商家发行的或商家与中介、金融机构联合发行的、用于吸引消费者在其经营场所进行购物或享受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便利和优惠的卡制介质,是为了顺应消费者对结算方式更细化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新型支付和结算方式。而无论是商户还是第三方服务组织,都不是金融机构。但是却因为“发卡”这样一种业务类型而在实际上扮演了职能之一—在特定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内承担了“资金支付结算”的功能。
  笔者认为,对于原始形态的先支付后消费的情况,可以认为是预付卡的一个雏形,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交易形式的丰富,金融创新的日趋活跃,不得不承认目前市场上预付卡规模之大,形式之丰富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验,但是也为市场稳定和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将预付卡看作是一种支付结算方式无可厚非,但是放任其自由发展,将会使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预付卡从法律属性上看,其更接近于一种确权证券。在预付卡消费模式下,持卡人与发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消费者或购卡人(与持卡人可为同一人,也可为不同主体)先向销售商支付一笔费用,然后在一定期限内享受由发卡人或指定经营者提供的持续性的商品消费或服务消费,预付卡的存在表明消费者享有在一定期限内要求经营者为其提供约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因此是确权证券。从金融领域来看,代币票券威胁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我国法律予以明确禁止,但对预付购物卡的性质却存在较大争议,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实际上,预付购物卡的主要功能在于商业促销和小额支付,对人民币法定地位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而且有利于促进支付手段的创新发展,成为了已被广泛运用的电子现金卡产品,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结算工具,必须根据其本质属性进行分类规范,纳入到相应的监管制度中,使其成为安全、便捷的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
  (二)预付卡分类
  预付卡主要分封闭式预付卡和开放式预付卡。封闭式预付卡是指仅能在单个商户或者通过特定网络连接的多个商户内使用的预付卡,是一种行业储值卡。开放式预付卡则是指能在银行卡组织的受理网络上使用的预付卡。由于现行法律规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均不允许发行预付卡,且只有银行或银行卡组织会员机构发行的卡产品才可以在银行卡组织的受理网络上使用,因而,开放式预付卡在国内几乎没有发行。不同于传统的积分卡、商家的会员卡,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预付卡具备了真正的金融支付功能。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商场和超市已经普遍应用预付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主要商场,都发行过封闭式预付卡。[8]
  根据发卡主体和适用领域的不同,又可以将现存的预付卡分为三类,分别是公共事业领域、服务餐饮行业以及覆盖面更广的综合性消费卡。第一类是公交铁路、水电天燃气、电信等公用事业单位发行的卡,其市场准入、发行抵押金需经过当地建设、物价部门核准。在公共事业领域较多出现的是与银行合作发行的预付卡,方便公民支付结算,其吸收的资金数额较大,由合作银行的专门账户托管。第二类是在服务餐饮行业,多以会员卡的形式出现,一般由发卡商户本身向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是商户自行发卡,预收资金则进人公司财务进行运作。“这些资金在事实上成为了商户的‘零息贷款’。”[9]由于监管的缺失,一旦发卡企业发生倒闭或是捐款潜逃,对消费者将会造成损失。第三类是综合性消费卡,这类卡多由第三方发卡机构发行,由与其签约加盟的特约商户提供产品服务,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发卡公司对存放在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并不进行商业运作,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商户返点和沉淀资金利息是公司利润最大的两块。[10]目前已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进行监督检查,完善业务管理规范。银行发行该类预付卡,则需由中国银监会审批通过。
  二、目前我国预付卡的相关规定
  目前市场上各类消费卡名目繁多,部分消费卡发行数额巨大,发行的单位包括零售商家、专卖连锁店、石油行业、通讯行业、公共事业单位等。以上海为例,早在20世纪末,索迪斯、雅高两家外资预付卡公司顺利落户申城。索迪斯、雅高两家公司乘着没有竞争对手的天赐良机,迅速拓展市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上海的预付卡市场。如现今很受消费者欢迎的”联华OK卡”和”斯玛特卡”,都以其强大的合作商家吸引了消费者的使用。北京市场上第三方发行的消费卡主要有资和信发行的商通卡、裕福实业发行的福卡等,其中仅资和信累计发卡金额就超过100亿元。在上海,则形成联华OK卡一家独大,便利通卡、斯玛特卡、共享一卡通、畅购一卡通等多家竞起的格局,联华OK卡除了进人同属百联集团的华联超市外,已经进入了半数以上的家得利超市,[11]会员就有约1600万个,销售额早已上百亿元。[12]而斯玛特卡的合作商家更是不乏百胜餐饮这样的强势企业,涉及百货、餐饮、超市、药店、健身场所等2 478家加盟特约商户。[13]2010年11月30日,铁道部与中国银行宣布启动银联标准铁路预付卡项目合作。铁道部所属单位、中国银行及中国银联等相关机构将筹建合资公司,并以该合资公司为运营平台推出银联标准铁路预付卡,预付式卡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14]
  但是近年来,预付卡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和监管,问题日益严重,部分商家因经营不善或主观恶意等原因关门倒闭,导致已发行的消费卡无法消费或兑现事件屡有发生。据上海市消保委统计显示,2011以来,各类预付卡投诉居高不下。随着预付卡的发展,其以优越于现金的特性更是成了送礼佳品而滋生腐败;单位通过预付卡的形式发放员工福利,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一些发行预付卡的行为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监管立法的缺失,预付卡的背后蕴藏着严重的法律问题和风险。
  三、目前我国预付卡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预付卡的定义和法律性质作出明确界定和表述,对于预付卡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本文将涉及预付卡的法律法规整理如下:
  (一)对预付式消费合同的规定
  我国法律对商业预付款的消费方式有专门的表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收款,并应当承担预收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这是我国法律目前对预付款消费方式的直接规定。但对于商业预付卡的使用规范、法律监管、消费者维权以及救济途径等,并无法律规定。
  2009年初,在上海市工商局牵头下,由美容美发行业的企业代表签署了《上海市美发美容预付费消费卡发售企业自律公约》,对发卡保证金作出了要求,提高了发卡者的退出成本,以及使持卡人在遭受损失时,能够得到适当补偿。
  在制定规范预付式消费合同示范文本方面,已经有了实践的先例。2011年1月,青岛市出台了全国首个《预付式消费合同》草案。《预付式消费合同》的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针对消费者与经营者容易产生争议的服务标准、卡项的使用、借用、转让、补办、退卡、信息泄露、单方合同解除权、违约责任等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15]2011年3月15日,上海市工商局推出《上海市美发美容、沐浴行业预付费消费卡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但是,该合同只具有推荐性而非强制性。
  (二)对代币工具的规定
  我国对类似预付卡的代币支付工具的监管散见于不同法规、规章、政策和文件中。《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0条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9条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但对于何为代币票券,预付卡是否属于代币票券,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1999年3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卡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账卡(含储蓄卡,下同)、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第10条规定:“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第63条规定:“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经营银行卡业务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予以取缔。”2001年1月,国务院纠风办、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全面叫停代币票券发售、使用活动。事实上,预付卡发行的确对于国家货币融通秩序以及金融安全有着不小的影响,而我国现行法规中,除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或商家是否能自己发行预付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对会员卡的规定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8年联合发布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对会员卡发卡人的资质、发卡价款的总额、发卡程序等均作了规定,规定发售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发售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审批,报总行备案。同时规定申请发行会员卡机构的净资产总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申请时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这一文件仅针对预付购物卡中的会员卡,但是由于职能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具备对会员卡的审批监管职能。2007年11月,《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废止。
  (四)对商业预付卡的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提出以下四点意见:(1)明确职责,加强管理;(2)健全制度,规范行为;(3)坚决治理,防贿促廉;(4)防范风险,维护权益。其中在第(1)点中提到,“强化对商业预付卡发卡人的管理,是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首要环节,必须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落实分类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要严格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的规定,加强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的监督检查,完善业务管理规章,维护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多用途预付卡,一经发现,按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予以查处。对商业企业发行的单用途预付卡,商务部门要强化管理,抓紧制定行业标准,适时出台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发行预付卡。”
  为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管理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为配合《管理办法》实施工作,又制定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管理办法》第2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预付卡,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发行的、在发行机构之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包括采取磁条、芯片等技术以卡片、密码等形式发行的预付卡”。《实施细则》明确排除了发行机构与特约商户为同一法人的预付卡。《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支付机构接受客户备付金的,应当在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存放备付金。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管理办法》还对支付服务机构的申请与许可,监督与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
  随着预付卡使用的日益广泛,各地纷纷开始根据预付卡的性质分别制定了针对性的规范性文件。例如:2009年7月,天津出台了《天津市专用卡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由于该《办法》只重点规范了专用卡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而对于发卡单位的资质、发行规模等都没有任何限制,对商家自制自发的预付消费卡问题也未涉及。2010年11月21日,上海市人大财经委牵头启动对各类预付费式消费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的前期调研工作。[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前文所述的三类预付卡中,发卡行为较为混乱的集中在第二类由发卡商户本身向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的预付卡,由于准入门槛低,发卡行为和资金占用等方面,缺乏相关法规的规范和监督部门的管理,使得消费者投诉率不断增加,据统计,上海市工商局和上海市消保委接到的预付消费卡投诉,已超过3 000件。[17]该类预付卡的使用范围、期限及相关要求都是由发卡商家自行控制调整,在整个运行环节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和被动接受状态。一旦发生消费争议,只能套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规定进行调解或处理,各地法院的类似判决也出现了分歧,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特别是由于经营者经营失败而倒闭,甚至恶意圈钱后卷款逃逸,极易引发群体性争议影响经济秩序。而法律效力更低的行业自律行为和合同范本的制定,约束力有限,它只能起到约束发行者、尽量减少持卡人损失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预付卡的基本问题。
  四、我国建立预付卡法律规范的几点建议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预付卡发行及管理的法律法规,由于预付卡法律监管方面特别是事前监管的缺失,使得一旦发生争议,只能套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规定进行调解或处理,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尤为重要,借鉴日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明确预付卡的法律地位和性质
  我国目前关于预付卡的法律规制框架尚未建立,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类预付卡,其概念性质的界定尚不清楚。各地方政府,国家相关部门已经着手立法调研,将会陆续颁布有关于预付卡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明确预付卡的法律定位,从法律上甄别目前市场上不同类型的预付卡,区别预付卡本质属性,分别对其发行、管理、兑付、监督、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前文所述的三类预付卡中,发卡行为较为混乱的集中在第二类由发卡商户本身向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的预付卡,该类卡更类似于会员卡的性质,其本质更具合同债权的性质,发卡人的主要目的更多是出于吸引和留住顾客,但由于发卡门槛低,其发卡行为和资金占用缺乏监管,在整个运行环节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和被动接受状态,一旦发生消费争议,根据现有的《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针对这类预付卡的相关规定含糊,对于案件的处理没有很具体明确的指导。笔者建议针对预付卡的使用现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预付卡中涉及格式合同的问题处理,配合行业规则,规范合同文本,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明确行政许可、行政监查制度,完善发卡人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二)完善对预付卡发行机构的登记、申报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了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的监督检查。抓紧对符合《管理办法》规定资质要求的商业预付卡发卡机构,核发《支付业务许可证》。对于与《管理办法》要求有差距的机构,要根据具体情况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限期整改、停止新增发卡业务、强制退出等多种手段进行清理整顿,切实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秩序,保护各相关方的合法利益。该《通知》的实行将会导致目前第三方发卡机构的并购和重新洗牌。
  笔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的《意见》不属于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文件,要想达到治理商业预付卡的法律效果,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解决,建立商业预付卡发行的行政许可制度和商业企业的申报制度,通过严格的准入程序和资格,由政府许可的发卡机统一发行和管理商业预付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就共同关系的问题进行磋商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政府 巴西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就共同关系的问题进行磋商的谅解备忘录


(签订日期1985年11月1日 生效日期1985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认识到两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有责任为当代国际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做出贡献;
  认识到在全球关系范围内对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面进行共同探讨的必要性;
  认识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一个灵敏的高级磋商机构的重要性;
  达成如下谅解:
  1.在不影响继续使用通常外交渠道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原则上每年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全面关系进行一次高级磋商。
  2.参加磋商会谈的代表团在正常情况下由两国外交部长或其他高级官员率领。
  3.磋商将轮流在中国和巴西举行,其日期和日程将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共同商定。
  4.经过共同决定,可设立专门问题的研究或工作小组。根据会议议程的需要,各方代表团可包括其他方面的官员。
  5.本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备忘录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巴西利亚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陶 大 钊             塞图巴尔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