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办法

市政府令[1995]第18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及时报告、统计、调查、处理职工因工伤亡事故，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职工因工伤亡事故(以下简称伤亡事故)主要包括：
(一)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
(二)职工虽未从事生产作业，但由于生产设备、设施原因或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不良发生的伤亡事故；
(三)本单位发生灾害和险情时，因抢险救灾而造成的伤亡事故；
(四)劳动部门规定的统计范围内的其他伤亡事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沈阳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企业(含外埠临时在沈施工、作业企业)、事业单位。
第四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是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
县(市)区属企事业及市委托县(市)区管理的单位发生伤亡事故，一次事故死亡2人或重伤3人以下的，由县(市)、区劳动行政部门处理。
第五条 伤亡事故分为轻伤事故、重伤事故、死亡事故、重大死亡事故。
轻伤事故是指职工负伤后，休息满一个工作日以上，构不成重伤的事故。
重伤事故是指因事故造成职工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一般能引起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或劳动能力有重大损失的伤害事故。
死亡事故是指一次事故死亡2人以下的事故。
重大死亡事故是指一次事故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六条 职工发生伤亡事故，事故当事人及现场其他人员应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或安技部门报告。单位负责人或安技部门接到报告后，要立即组织对受伤害人员进行抢救，并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调查。
第七条 发生重伤、死亡、重大死亡事故，单位负责人要在事故后2小时内向其主管部门、劳动部门、工会、驻地人民检察院报告。涉嫌破坏及刑事案件的还须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告。
第八条 单位主管部门及市、县(市)、区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开展事故现场勘察，并按规定向上级机关报告。
第九条 发生重伤、死亡或重大死亡事故，单位因抢救人员和财产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标志、详细记录或拍照，必要的要摄录或绘制现场平面位置图。同时，组织人力维护好现场秩序，防止人为破坏。事故现场必须征得事故调查组同意方可清理。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十条 发生轻伤、重伤事故，由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生产、技术、设备、安全等有关人员和工会成员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十一条 发生一次重伤三人以上或死亡事故、重大死亡事故，由事故单位的主管部门会同劳动、公安、工会、人民检察院等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十二条 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的单位主管部门不在我市或无主管部门以及一起伤亡事故的责任方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的，由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十三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某一方面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伤亡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十四条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发生伤亡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有关单位及人员了解情况，索取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并不得阻碍、干预事故调查组的正常工作。
第十五条 在事故调查中，应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和人员伤亡情况，分清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及蓄意破坏事故，对事故予以准确定性。
责任事故：指因有关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
非责任事故：指由于不可抗力发生的事故，或者在发明创造、科学实验等活动中发生的无法预料的事故。
蓄意破坏事故：指有人有目的的破坏事故。
第十六条 在事故调查中，对事故的分析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劳动部门有权提出结论性意见；对劳动部门作出的结论性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报上一级劳动部门与有关部门协商处理；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本级人民政府裁决。
第十七条 事故原因查清后，发生伤亡事故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防范措施，指定专人，限期解决。劳动部门对其整改情况，要进行跟踪监察。
第十八条 发生伤亡事故的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根据事故调查组提出的事故处理意见，自事故发生之日起20天内提出《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书》。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必须征得劳动部门同意，但最迟不得超过50天。
第十九条 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执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
(二)组织防范措施的落实；
(三)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一)忽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职工无章可循，造成伤亡事故的；
(二)发现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造成伤亡事故的；
(三)对职工没有进行安全技术教育，或者不经专业培训考试合格上岗操作，造成伤亡事故的；
(四)由于设备超过检修期限运行，造成伤亡事故的；
(五)没有安全卫生设施，劳动条件或者作业环境不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标准，造成伤亡事故的；
(六)未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造成伤亡事故的。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一)有事故隐患，生产作业条件恶劣，接到《安全监察指令书》或《隐患整改建议书》后拖延不改，造成伤亡事故的；
(二)违章指挥生产、作业，造成伤亡事故的；
(三)违反安全制度或操作规程，玩忽职守，造成伤亡事故的；
(四)因采购不合格的原材料、设备、劳动保护用品等造成伤亡事故的；
(五)发现有伤亡事故险情，不立即报告，造成伤亡事故的；
(六)违反劳动纪律，擅离职守，造成伤亡事故的。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有关人员从重处罚：
(一)发生重伤或死亡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的；
(二)在事故调查中，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弄虚作假，嫁祸于人的；
(三)事故发生后，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扩大的；
(四)事故发生后，不吸取教训，不采取防范措施，致使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
(五)袒护、包庇事故责任人的；
(六)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第二十三条 对事故的有关责任者，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凡受记过、记大过处分不满半年；受撤职处分不满一年；受留用察看期间，均不得提职、增薪、晋级或易地任职。
已构成犯罪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免予起诉者，应给予开除或留用查看处分，其领导职务自然撤销。
第二十五条 凡发生死亡事故超过市政府安全责任目标考核标准，或发生重大死亡事故的单位，在事故当年或考评周期内，取消评比先进单位资格，其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写出书面检查，并不能参加评奖、提职和晋级。
第二十六条 凡发生重伤、死亡、重大死亡事故的单位，由劳动部门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对于防止事故发生或事故发生后积极抢救的有功人员，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五章 审批结案
第二十八条 轻伤事故、由事故调查组提出事故处理报告，填报工伤登记表，由本单位批复结案，并装入受伤者档案。
第二十九条 重伤事故由事故调查组提出事故处理报告，经本单位同意，由单位主管部门征得同级劳动部门同意后批复结案，并由劳动部门负责办理负伤职工因工负伤证。
第三十条 一次重伤3人以上或死亡2人以下的事故，由事故调查组提出处理意见，事故单位按其意见形成事故调查报告书，经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劳动部门批复结案。
第三十一条 一次事故死亡3人至5人的重大死亡事故，由企业主管部门提出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报市劳动部门批复结案。
第三十二条 一次事故死亡6人以上的重大死亡事故，由事故调查组提出处理意见，单位主管部门形成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报市劳动部门审查同意，再报省劳动部门批复结案。
第三十三条 主管部门不在我市或者没有主管部门的单位发生伤亡事故，由事故调查组提出事故调查处理意见，事故发生单位形成调查报告书，根据伤亡情况，分别报省、市、县(区) 劳动部门批复结案。
第三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在向劳动部门报送伤亡事故结案材料前，必须征得同级工会的同意。
第三十五条 伤亡事故处理工作，自发生事故之日起，应当在60日内结案；特殊情况不得超过180日。伤亡事故结案后，应公开宣布处理结果，并将事故档案送往上级机关备案。

第六章 统计考核
第三十六条 伤亡事故实行目标管理。市按年度下达各行业事故控制指标，并按安全生产标准实施考核。
第三十七条 严格伤亡事故统计报表制度。凡发生伤亡事故，单位除按规定程序报告外，必须在当月的《职工伤亡事故月报表》中向上级机关报告。单位《伤亡事故月报表》应于次月5日前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职工伤亡事故综合月报表》应于每月8日前报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
第三十八条 各县(市)、区劳动部门的综合月报表，应将所辖单位企业伤亡事故情况进行综合，于每月8日前报市劳动局。一次事故重伤3人以上和死亡事故应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上报市劳动局，并于事故后2日内将事故快报表送达市劳动局。
第三十九条 各单位每季将其职工平均人数上报主管部门。各县(市)、区劳动部门、各企业单位主管部门应随每季末伤亡事故月报表，将本系统、行业平均职工人数报市劳动局。
第四十条 单位之间交叉作业发生伤亡事故，一次事故属多家责任的事故报告、综合月报表，由死、伤者所在单位负责上报，按责任实施考核。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私营企业发生伤亡事故，参照本办法施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28日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问题与少年法院的创设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 200042）

内容摘要 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第一个少年法庭建立以来，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走过了17年的发展历程。近20年来，少年司法制度在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少年法院的创设是解决这些问题所必然寻求的出路。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而少年法院创设的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契机和动力。
关键词 少年司法制度 发展 问题 少年法院

一、 新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之路
在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开始于“文革”结束以后。与1899年美国伊利洛斯州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的历史背景类似，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刑庭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出现独立建制的少年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长宁区少年法庭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1986年少年法庭发展到100多个。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经建立起400多个少年法庭。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工作会议”，少年刑事审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京会议的推动下，迎来了少年法庭发展的春天，到1990年年底，全国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
今天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1）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2）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刑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与少年审判机构相适应，部分省市的公、检、司等机关也设立了相应少年机构，配套成龙，初步显示了少年司法的整体优势。
一般都认为，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起点。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践从总体上而言是成功的。
二、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贡献与成就时，有一点不能回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现在客观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在评价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过的17年历程时这样说道：“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天全国各地的少年法庭普遍存在案源过少，少年法庭的生存受到冲击等困难。少年法庭鼎盛时期一度超过3500个，而截止2000年底，大约剧减了1000个，而且还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矛盾”和“一个举步维艰”：
1、现有立法的束缚与少年司法制度完善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少年法庭酝酿时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法律依据问题，当时所寻找到的主要法律依据只有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地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还有一定差距，例如日本制定有《少年法》、《少年审判规则》、《儿童福利法》等，对少年司法制度有较完备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司法制度做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做明确的规定和认可，有同志据此鲜明地指出“少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其结果是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说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例如，1991年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曾经试点建立审理涉外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审判机构——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使少年司法体系更加独立，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这种曾经引起全国同行广泛兴趣的模式却没有得到肯定。全国大多数建立综合性少年法庭的试点都举步维艰，重新回到寄身于刑事审判内部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不均衡，单纯从事少年刑事审判的少年法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许还不是完善和发展，而是生存。全国少年法庭数量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和继续下降的趋势、许多地方的少年法庭合议庭有的形同虚设、设置于高级人民法院一级以上的少年法庭指导小组软弱无力等实际情况，证实这并非危言耸听。
2、刑事单一化、审判单一化与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间矛盾
（1）刑事单一化
刑事单一化是指少年司法制度尤其是审判制度主要与未成年人犯罪及相关刑事处罚联系在一起，忽略了未成年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少年法庭绝大多数都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合议）庭，主要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虽然学者们在论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时大都不忘强调少年司法制度本质上而言应该是保护性、预防性的，而非惩罚性或镇压性的。但是，这更多的是从少年司法制度的应然性上讲的。不容否定的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起步与“文革”后青少年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于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意图而创设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明显的。既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保护未成年人，但是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直接职能却是重在惩罚——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如何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现有少年司法制度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提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是很困难的。现有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治安方面的合法权益明显保护不力。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权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有些地方的少年综合庭尝试将一部分未成年人抚养、监护、伤害类案件归并管辖，但由于立法根据、实践经验不足，大都最终流于形式，或者流产。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正好避免了美国、英国等国家曾经出现过对少年过度司法干预而适得其反的经验教训，是科学的，因而反对扩大我国少年司法的干预度。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和最大问题是司法干预太少以致无法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并非司法干预过度的问题。旁观他人噎而废己食，实不足取。
（2）审判单一化
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主要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不仅指少年审判制度，还包括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证制度等等。纵观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大都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过渡发展的过程。虽然存在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范围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一种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而我国在这一点上尚存在差距，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少年司法制度刑事审判单一化，没有形成与少年法庭配套成龙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譬如许多国家都有专业性的少年警察，他们不是单纯地制止和打击少年违法犯罪，另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保护少年。要实现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种审判单一化（刑事审判单一化）的现象急需改变。
3、少年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
北京市高院丁凤春同志曾经对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是否安心工作的问题作过深入调查，结果发现：热爱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大有人在，安心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①实践中，这是一种并非个别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主要原因除了他所指出的当前少年法庭这种组织形式不稳定和有些领导不能正视少年法庭工作外，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少年案件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上。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而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表现为法官还需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等职能。如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原则、庭审前后延伸工作等，实践中有些少年法庭法官甚至还要为回归社会的失足少年解决就业、升学等困难。少年法官职能的扩大化也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但这种特殊性却并没有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现有法官评价体系、对法官职能的界定还是一种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和对法官职能的界定方式。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著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人民法院现行的目标管理制度用以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显然不尽合理，而这已经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显现其特殊性与独立性。
4、为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困难而试行的指定管辖举措举步维艰且带来新的弊端
指定管辖的实施并非如一些学者后来所言的是为了向少年法院过渡做准备，而是由于刑事单一化，造成少年法庭案源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出于解决这一矛盾及节约审判力量、减少量刑不一等弊端的目的所寻求的举措。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最初由连云港市首倡，后为上海等地所借鉴和发展完善。1999年3月上海市高院以沪高法第122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据此上海市法院系统率先调整本市少年法庭结构，撤消大部分基层法院少年法庭，仅在长宁区法院、闵行区法院、普陀区法院、闸北区法院设少年法庭，并改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通过指定管辖分别审理全市大部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年法庭案源过少的矛盾，但却带来了诸多新的弊端，也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姑且不论这种指定管辖本身是否合法，其所带来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其一，这种指定管辖打破了原有司法管辖体系，而少年案件审判需要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与制约，难免造成诸多协调上的矛盾与困难，即便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能达成某种协议，但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其执行仍然很困难；其二，给人民群众造成诉讼不便，增加其诉讼成本；其三，不利于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少年司法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帮教制度，跨地域式指定管辖的实施不仅使这种成效显著且与国际相通的经验予以丢弃，而且严重影响缓刑、免刑少年犯的矫治；其五，各行政区域都有独立的财政，甲地财政支出，办乙地少年犯罪案件，其财政部门、行政长官是否心甘情愿，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值得思考。①其六，指定管辖还带来具体执行上的困惑、审判组织上的困惑、定罪量刑平衡上的困惑等新的问题。②
以上弊端的存在使得指定管辖在全国普遍推广是不大可能的，从指定管辖在全国实际实施情况来看，也仅仅是在江苏、上海等少数几个省市。
三、少年法院的创设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从治理青少年犯罪到保护青少年的理念转变要求相应司法体制的变化，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显现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专家、学者与少年司法实际工作者们在探求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时，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少年法院的创设。有关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设计，明显具有针对性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矛盾的意图。人们普遍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少年法院的创设。③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过渡的必然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法律依据和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所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④创设少年法院已是众望所归，而在上海这一工作已经开始酝酿。但是，少年法院的创设真的可以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吗？或者说创设少年法院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少年法院的创设？
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在短期内少年法院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至少从一定时期来看，也不大可能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因此，孤立地看少年法院的创设，以为仅仅通过创设少年法院、设计有针对性的少年法院就可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少年法院的创设是必然的，而其创设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少年法院的创设将极大的促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立法的完善，由此给我国少年法庭地位的确定和巩固提供契机。少年法院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应是领导性的，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还应以少年法庭为主体，这也符合国外成功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经验。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0年除了三个洲外其余各洲都制定了青少年法，建立了少年法庭。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但是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少年法庭，而并非少年法院。美国目前大约有3000个少年法庭，其中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有100个左右，不过这100个左右少年法庭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许多省市创设少年法院的热情都很高，都希望开创先河，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做贡献，这种热情值得肯定。但如果不正确认识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本文原载《青年研究》2001第12期]
(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① 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① 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② 万秀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后新情况的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5期。
③ 国内有关少年法院创设问题的研讨，可参阅《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5期集中刊载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题论文。
④ 姚建龙：《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

---- 中英“未成年人司法及法律援助研讨会”论文（上海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