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2009年12月10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消除和减少烟草烟雾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环境，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以下简称控烟工作）适用本条例。

前款所称控烟工作，是指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在本条例规定的禁烟场所吸烟。

第三条本市控烟工作实行“限定场所、分类管理、单位负责、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市和区、县健康促进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控烟工作的组织和协调，指导、监督各部门、各行业的控烟工作，组织开展控烟工作宣传教育活动。健康促进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教育、文广影视、体育、旅游、食品药品监督、交通和港口、商务、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做好公共场所控烟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教育工作，使公众了解烟草烟雾的危害，增强全社会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医院等单位应当定期开展烟草烟雾危害和控烟的宣传教育活动。

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大众媒体应当开展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宣传活动。

第六条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 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及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室内外区域；

（二） 除前项以外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场所、学生宿舍、餐厅等室内区域；

（三） 妇幼保健院(所)、儿童医院、儿童福利院的室内外区域；

（四） 除前项以外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区域；

（五） 体育场馆的室内区域及室外的观众坐席、比赛赛场区域；

（六） 图书馆、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

（七） 国家机关提供公共服务的办事场所；

（八） 公用事业、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

（九） 商场、超市等商业营业场所；

（十） 电梯及其等候区域；

（十一） 公共汽车和电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车辆、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售票室、等候室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

（十二） 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十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

第七条下列公共场所的室内区域可以划定吸烟区或者设置吸烟室，吸烟区和吸烟室以外禁止吸烟：

（一） 歌舞厅、游艺厅等娱乐场所；

（二） 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座以上的餐饮场所；

（三） 星级旅馆的室内公共活动区域。

旅馆应当设置专门的非吸烟住宿楼层或者客房。

机场、铁路客运站、港口客运站，除专门设置的吸烟室外，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第八条公共场所划定吸烟区或者设置吸烟室的，应当具备良好的排风条件，并设置明显的标识和吸烟有害健康等控烟宣传标识。

第九条国家机关的会议室、餐厅以及共用的工作场所等室内公共活动区域禁止吸烟。

第十条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条例的规定，设立禁止吸烟区域，并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的规定，根据举办大型活动等的需要，临时设置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

第十二条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 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做好禁烟宣传教育工作；

（二） 在禁止吸烟区域的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部门电话；

（三） 在禁止吸烟区域内不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四） 对在禁止吸烟区域内的吸烟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其吸烟或者劝其离开该场所。

第十三条任何个人可以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吸烟；要求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履行禁止吸烟职责，并可以对不履行禁烟职责的单位，向监管部门举报。

第十四条市和区、县健康促进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控烟工作的监测和评估。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本市控烟工作情况。

第十五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对吸烟行为的干预工作，设立咨询热线，开展控烟咨询服务。

医疗机构应当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指导和帮助。

第十六条鼓励志愿者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烟工作或者为控烟工作提供支持。

第十七条控烟工作应当作为本市文明单位评比的内容之一。

第十八条控烟工作的监督执法按照以下规定实施：

（一）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二） 文化综合执法机构负责对文化、体育、娱乐场所以及旅馆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三） 承担机场、铁路执法工作的机构以及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对公共交通工具及其有关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四）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餐饮业经营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五） 公安部门负责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六） 房屋行政部门负责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电梯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七）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以及本条例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执法。

第十九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控烟监测及评估、科学研究、宣传教育、行为干预、人员培训、监督管理等控烟工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

第二十条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有关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由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吸烟，不听劝阻且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阻碍有关部门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部门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控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控烟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近年来，随着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国家”研究和宣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人们已不再讨论人治与法治。对法的认识，也已经由“法制”转向了“法治”。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曾给法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双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1]法治国家是相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依法治国所追求的目标。而依法治国就是依照表现为法律形成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即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其中“国”应包括全国公民，并且首要的应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器。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争议颇多，但如果从法治观念层面对中国法治建设进行相关性的阐述，可能会有些益处。
法治（the rule of law）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从秦王朝“法治”一页翻起，“春秋决狱”史不绝书，法律日益沦为经义之附庸，实用之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法”仍只是在暴力惩治的功能上被强调，只不过由帝王之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武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法治才逐渐被视为一种价值追求，成为法律至上的信仰。
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也称为法治国（lagal state，law - based state，）。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2]显然这里的法律不是法治中的法，而是指来自人民的公意。下面，笔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二者的区别。
首先，从哲学伦理角度来看。如果说人性恶学说是法治和依法治国共同的哲学理论假设的话，那么人权哲学则是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所在。天赋人权理论是法治的逻辑基础，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基本价值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制的价值观正体现在对自由、正义等基本人权的坚定信念中。而与天赋人权理论相对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理论认为权利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的意志，是主权者的立法权的产物和表现。
其次，从二者的起源形式上看。法理学认为，法治是自然法理学的一部分。法治的思想渊源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欧洲有着较发达的法。[3]而依法治国是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一支。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及意志化法律思想是其最初的思想渊源，之后德国形成不同的依法治国理论，[4]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最初是在德国发展的。在德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的，形成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人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法律意志论，用法律来“正义”他们的意志，制定“著名”的“纽伦堡法”，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基本的人权，给历史，给世界留下惨痛的教训。
再次，从对法律的认识与要求来看。自然法理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人定法的指导和来源，与自然法理学相应的法治本身承认也要求人定法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制定的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人权。依法治国则坚持实证法学的法律意志论，认为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最高渊源，法律被看作是所有人或政府服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亦即所谓的法律工具主义，但却否定法律本身的目的价值。依法治国好似康德的国家法律理论，从立论表面看似自然法，实是法律实证主义。[5]他们说统治者的权利可以变更法律，使自己高于法律之上。可见，依法治国只是徒具形式的“伪法治”。
最后，从二者目的或价值上来看。法治的法律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正体现在对人权的保护上，是人权摆脱了由法律随意摆布的命运，为法律的目的找到归宿，明确法的目的价值。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一方面是直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公权利的限制实现的。法律具有保护人权和“绝对的最高权威和优势的抵制专横权利的影响，排斥特权的存在，...... 。”[6]从另一个角度说，如自然法学分自然法和人定法一样，法治同样坚持实然价值与应然价值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法律中虽也规定了人权，但这种“法赋的人权”是同样可以用法律剥夺的，德国的纽伦堡法就是一典型例子，而这一点正是依法治国与法治相比最大的悲哀。意志法律论的法律工具主义使依法治国的目的价值呈现出功利和机会的倾向，导致最终否定法律的“应然价值”，一味强调法律的“实然作用”，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必然是对基本人权等应然价值的忽视、蔑视以至敌视和践踏。
其实，现实历史已然对法治和依法治国作出了比较，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的不合“实质”正义的形式法律被没有“法律形式”的实质正义所审判。
以上仅仅是为深化对“法治”和“依法治国”的认识，从学理角度对二者作出的比较。邓小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讲话中说：“为保障人民民主 ......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由此可见，我国依法治国中依的“法”是肯定基本人权的“良法”，所说的，在我国依法治国与法治是相通相融的。在学理上比较二者的区别，并不意味否定二者应该可以融合互通的。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99页。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25页。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0页。
[4]栗劲，李放《中华使用法学大全》，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1页。
[6]阿伦，《立法至上与法治：民主与宪法》，〈法学译丛〉1986年第3期。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