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罪：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旷继东

拾金罪：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

旷继东

　　“路不拾遗”这个成语，以前一直理解为对良好社会秩序和人们高尚道德的描述，自从出了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捡”金被捕并有可能以盗窃罪起诉的案件后，我对“路不拾遗”一下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人们之所以不拾遗，不是因为素质高，而主要是不敢拾遗，否则，看到路边一个东西捡回家，如果只是垃圾废品则罢，万一要是金子又或珠宝，极有可能变成了小偷，将面临终生的牢狱之灾，就太不值当了。
　　

　　这样看来，“路不拾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哪个社会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大概也是跟“刑弃灰于道”的严刑峻法相联系的。而现在要对梁丽定盗窃罪的深圳公安部门，是否正是想让深圳街头达到这样一种“路不拾遗”呢？
　　

　　笔者注意到在该案引起广泛讨论之后，深圳检察院曾做过表态，即案件已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尚无倾向性意见（http://www.scol.com.cn/focus/zgsz/20090513/200951373121.htm），记得类似的表态在杭州飙车案中也有出现，即交警部门在答复有关案件的定性时说，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后要由法院说了算，并且反复强调交通肇事罪也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类，言下之意是大家不用瞎操心控方的倾向性意见了，只要等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好。因此，在作出上述表态之后，对于“捡金”案，并不妨碍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准公安机关对梁丽逮捕，而对于“飙车”案，也并不妨碍公安部门以交通肇事罪开展侦查工作。
　　

　　但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是必定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且会对案件的最后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梁丽捡金案中，只存在三种定性的可能，即盗窃罪，侵占罪，以及不构成犯罪。由于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因此，只有盗窃罪才需要公安和检察院介入。而从梁丽被以涉嫌盗窃罪逮捕的那一刻起，实际上检察院已经存在了定性的倾向性意见，至于后面的退回补充侦查，也只能是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盗窃罪的证据，而断无可能补充侵占罪或无罪的证据，否则，就应当解除羁押作不起诉处理了。
　　

　　笔者一向是赞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特别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前，不应当受到公众或相关单位人员的过多干涉（事实上，办案机关受到后者的干涉往往更为普遍）。而要独立办案，则必定要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能因为公众的质疑就左右摇摆，甚至直接否认存在倾向性意见。事实上，如果检察院对移交审查起诉的案件还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又如何指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又如何在法庭上与辩护人形成针锋相对的指控？因此，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完全不必遮遮掩掩隐藏自己的“倾向性意见”，越是如此，仿佛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貌似公正的办案形象，反而越显得没有独立司法的底气，难免会引起更多的怀疑。
　　

　　不过，上述分析并不表明笔者认同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的判断。笔者看来，将梁丽拾金案定性为盗窃，是有违常理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梁丽对金饰的占有，源于捡，而不是盗。在刑法上，盗窃罪的构成必须符合秘密窃取的条件，而本案装金饰的盒子，完全是由于持有人的疏忽，遗忘在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遗忘在梁丽负责打扫卫生的垃圾桶旁边，并且长时间无人看管，从常理来判断，这个盒子即使不能看成遗弃物，也应属遗忘物，因此，梁丽将盒子拿到洗手间存放并最后带回家的行为，只可能是拾捡，而不会是盗窃。
　　

　　其次，梁丽的行为不能因盒子里装有物品的价值差异而做不同的定性。如果盒子里装的是一个破损的玩具，想必公安机关是不会认定为盗窃的，但现在是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是否就存在了质的差别？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持有人已经失去了对盒子的管控，任何在机场往来的行人都有可能将盒子带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盒子包装良好，并且明确写明内装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其对金饰的占有，仍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至于其后是否产生了据为己有的目的，并不能改变之前捡拾行为的性质。
　　

　　第三，更进一步来说，即使梁丽从一开始就明知该盒子装有金饰，并存在占为己有的目的，由于她是在公共场合，且盒子实质上处于无主状态下占有的，这也只能构成侵占的故意，至于能否按侵占罪定罪，也还要看是否存在“拒不归还”的行为。梁丽虽然事后没有主动归还失主，而是在公安机关做了长时间（仅20分钟）思想工作后被动交出，但这仍不符合“拒不归还”的特点。深圳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斌认为，“梁丽把纸箱带回了家，这个结果就可以称为拒不交还了”（参见：女清洁工捡 300万金饰案：律师激辩如何量刑http://www.ycwb.com.cn/news/2009-05/18/content_2137197.htm），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违常理。所谓“拒”者，一定是对应于“求”的，也就是说先有失主或司法机关的依法讨要，才有后面的“拒不归还”，断无可能梁丽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索取通知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构成“拒不归还”了。相反，本案中，司法机关上门讨要后，梁丽并没有将金饰隐藏转移，而是当场就已经归还。这种归还，虽然在公安机关看来是做思想工作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当时办案人员不是拿着搜查令过去的，没有采取合法的强制措施，梁丽即在自己的家里讲金饰主动全部交出，应完全视为主动归还。
　　

　　总之，笔者认为，从现有新闻披露的这些事实来看，梁丽的行为不仅不能构成盗窃罪，甚至连侵占罪也够不上。如果本案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笔者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我们现有的法律除了对某些特定人员（如失物招领处工作人员）外，并没有“拾物必须交公，否则违法”的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我们只要捡到失物，就将触犯该规定，除非“警察叔叔”能随时跟在我们身边。
　　

　　因此，拾物不交公的行为要是入罪的话，也是难以概括在盗窃罪或侵占罪之内的，而只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罪名——拾金罪，即只要捡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构成。如此一来，本文开始提到的现象——“路不拾遗”真的是可能实现了。

旷继东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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